营养是健康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下发的《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是政府对于国民营养工作的顶层设计，也是食物营养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助力该计划的落地，在国家卫健委食品司的指导和组织下以及中国营养学会的大力配合下，本报就《国民营养计划》提出的实施策略和重大行动采访了营养健康领域的权威专家，多角度阐释营养健康的重要性，增进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交流，促进食业积极投身国民营养行动。
从即日起，本报将陆续刊发《国民营养计划》专访系列报道。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食品的营养健康功能要求日益广泛和迫切，食品消费进一步多样化，营养保健食品有着广阔发展空间。目前，我国营养产业还存在不少问题，很多企业规模较小，科技含量低，产品开发能力尚显不足。同时，由于专门提供营养生理生化检验的机构较少，人们普遍缺乏对自身营养状况的认知。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提出，加强国家级营养与健康科研机构建设，以国家级和省级营养专业机构为基础，建立3—5个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和20—30个省部级营养专项重点实验室。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博士生导师霍军生表示，公众营养改善需要强大的科技和产业支撑，需要政府引领、社会共建、资源整合。
科技创新推动营养体系建设
近年来，全社会对营养健康的重视日趋加强，但就现况而言，我国尚没有完整的标准化营养健康评价和干预规范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产业和社会服务，这需要科技支撑和产业创新。在霍军生看来，这是各国都在努力的方向。
霍军生表示，多学科和多技术的联合创新，催生了信息、生物、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现象：科学研究很难由科学家个人独立完成，集约创新团队取代了科学大师，科技和产业进步需要在创新目标的引领下建立协作机制，由科学家、技术人才、企业家、政策制定者和其他贡献者共同努力，方能实现。这样的创新体系与传统的体系不同，需要集中资源，创新机制。因此，《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提出，开展营养与健康、营养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学研究。加强国家级营养与健康科研机构建设，以国家级和省级营养专业机构为基础，建立3—5个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和20—30个省部级营养专项重点实验室。
“两者的方向不同，”霍军生说，“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以科技产业、核心产品、社会服务和营养数据共享为目标，而重点实验室以科技创新、技术支持和服务为目标。”
营养创新平台要以营养改善为核心，结合科研、健康、医疗、食品、服务、信息等多部类，实现一体化协作，建设具有区域特点、带有明确针对性创新目标的合作平台，以华北（京津冀）、华东（长三角）、华南（大湾区）、西部（西南、西北）、东北为划分区域，基于区域基础优势和特色，实现我国在营养改善方面的全面发展。
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则要解决关键性技术需求问题，从遗传、基因、表观遗传、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人体微生态、营养生物标志物、营养素需要量、营养状况评价与检验技术、营养与特殊食品、营养与食品成分、营养与膳食结构、营养与中医药、营养与作物栽培育种、人群营养干预技术、营养与慢性病控制、营养与心理健康、营养与社会行为以及营养经济学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推动瓶颈性技术的突破和创新，切实为我国营养计划提供科学理论和及时方法的支撑。以居民营养改善为目标，推动我国营养科学技术、营养健康信息化和营养健康产业的发展。
2018年1月，天津科技大学省部共建食品营养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霍军生表示，虽然每个实验室的目标各不相同，但基本的要素是相同的，要有管理机制，建立创新的鼓励机制，明确清晰的目标，完善系统的评估考核管理体系。
慢病发病率增加促进防病关口前移
近年来，慢病的发病率逐年增加，取代传染病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医疗资源。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民众的营养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心脏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已经成为威胁中国居民健康的最主要因素，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防治慢性疾病任务的加重，GDP中用于疾病负担和医疗负担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因此，现阶段社会面临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寿命延长和老龄化吞噬社会资源这一重要矛盾。霍军生表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降低社会负担，国家将工作重心由“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将防病关口前移。
霍军生提到，我国自古便有治未病的理论，早在1983年便成立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更是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谈到了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推行健康生活方式，减少疾病发生，促进资源下沉，实现可负担、可持续的发展。
长期以来，以医疗为中心的技术体系已经形成，但由于医疗诊断的切点靠后，疾病与健康中间存在着很大一段模糊地带。霍军生表示，如果将防病的关口向前推进，便可以寻找到两个节点，一个是营养，另一个则是生命初期1000天。
倡导营养健康成为社会共识
霍军生表示，营养学研究在近30年提出并不断实证了一个新的理论——都哈理论(DOHaD，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即健康和疾病的发育起源。其核心思想就是人类成年期疾病的发生，如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可以追溯到胎儿和幼儿时期的营养不良。这一理论将出生前和出生后的营养失衡与健康问题联系在一起，即从在体内孕育的那一刻起，母亲的营养状况就将影响这个生命的一生。霍军生指出，《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的六大行动，也是从生命早期1000天营养健康行动开始的。这也为营养不良的预防提供了国家政策支撑。
霍军生表示，近几年，国家卫健委开始推动“三减三健”行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这与我国面临的双重负担——营养缺乏和过剩息息相关。国际上将营养不良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摄入不足，主要是指饥饿；二是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主要指微量营养素，包括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三是超重肥胖，主要指能量物质摄入过多。霍军生指出，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基本消除了饥饿，微量营养素的普遍缺乏可以通过各种项目进行补充，但超重肥胖目前已成为我国的主要问题，很难治理，缺乏非主体行为关联的技术方法，或者说还没有个体行为不配合就可以实现干预的有效方法。因此，通过大力宣教，提高认知，改变生活方式，特别是改变不良饮食习惯，是当前控制慢性病的主要方法。国家推进“三减三健”等项目，旨在建设良好生活方式并提高全民营养健康素养，具有社会引导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家相关政策也对食品的营养标签标识、农业和食品工业起到向满足营养健康需求方向发展的引导作用。
在营养改善方面，通过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学生营养改善项目，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提高膳食营养水平，建设学校的食堂，进行营养干预，解决贫困地区学生吃饭经费不足问题，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霍军生指出，近年来，通过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对慢病和营养进行深度监控发现，有些贫困地区学校学生的贫血发生率已下降为零，学生身高也显着改善。另外，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通过向六个月到两岁的儿童发放营养包，有效降低了项目地区婴幼儿贫血患病率和生长发育迟缓率，减少家庭的医疗支出，并显着提高了这些儿童未来经济水平的预期。当前该项目正努力推动各省对贫困县全部早期儿童实施全覆盖，部分省市也追加投入，其中青海省不仅率先实现全覆盖，而且已将覆盖儿童的月龄从6—24个月延长为6—36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