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5日，北京，红牛中国大门口 每经记者岳琦摄
9月底，红牛中国合资公司经营期限届满，10月底，红牛中国北京工厂陷入停产，11月，红牛中国两方股东公开“互怼”。2018年的最后几个月，红牛中国持续两年多的世纪纷争迎来激烈交锋。
这一切都源于三年前的秋天，在北京国贸的华彬中心里，一场改变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红牛中国”）命运的董事会正在召开。会议气氛并不轻松甚至有些剑拔弩张，但至少公司的两大股东——泰国许氏家族和严彬仍坐在谈判桌的两侧。在今天看来，这场董事会似乎成为了红牛中国恩怨的起源，双方也已由过去的亲密伙伴变成了针锋相对的商业劲敌。
随着红牛饮料的创始人许书标在泰国病逝，新一代的许氏家族展开了对红牛中国利润分配的进一步主张。此时的严彬显然也察觉到，自己花费心血打造的商业帝国正在被撼动。三年来，从中国到泰国、从谈判到诉讼、从舆论战到直接交锋，一场关于红牛中国市场的争夺战正愈发激烈，昔日的明星企业红牛中国迎来了它的生死时刻。
在这场纷争的关键节点，《每日经济新闻》实地探访红牛中国工厂，调取双方争议核心法律文件，独家专访许氏家族律师团队和严彬一方相关负责人，试图进一步还原红牛纷争背后的恩怨与利益。
●千亿市场背后：亲密合作留下隐患
在红牛中国，熟悉严彬的人一般都会称呼他“严老板”，有关严老板的诸多创业故事也在公司内广为流传。据一位红牛中国员工介绍，十几年前的一个大年初一，严彬曾带领着当时人数不多的销售团队亲自在北京街头为出租车司机派发饮料，以此宣传推广红牛品牌。
在他们眼中，这位来自泰国的严老板雷厉风行、多谋善断，不仅从无到有地拓展了红牛的中国市场，更是红牛中国二十年来说一不二的当家人。
但在严彬对红牛中国的控制之外，红牛商标的所有权却牢牢掌握在其创始人一方的许氏家族手中。许氏家族也凭借这一筹码，始终掌控着全球范围内的红牛饮料生产。
1995年，为了将红牛推向中国市场，双方的合作正式开启。二者首先在泰国创建了红牛维他命饮料（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牛泰国），此后又通过组建合资公司的形式设立了如今的红牛中国。
由于对中国市场的熟悉和丰富的人脉资源，严彬成为了红牛中国的董事长，并全权负责公司的经营。
在此后发展中，红牛饮料在中国市场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4月，红牛产品在中国的累计产量超800万吨，累计销售额1453亿元，并在2015年以63%的功能性饮料市场占有率达到发展高峰。
工商资料显示，经历了几番股权变动，红牛中国当前共有四方股东，其中，红牛泰国持股占比88%，怀柔乡企占1%，英特生物制药控股有限公司（许氏家族独资公司）占7%，环球市场控股有限公司（严彬独资公司）占4％。
一位接近红牛中国的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双方合作期间，泰国天丝通过向合资公司收取商标许可费和香精香料原料费作为收入方式。由于其并未对公司有过资金方面的投入和实际经营上的贡献，许书标去世前，也从来没对合资公司提出过分红主张。
不过，在这对亲密合伙人背后，许氏家族对红牛中国长期的“托管”以及红牛中国一直以来的不分红，也为双方未来的合作留下了巨大隐患。
许书标去世后，以许馨雄为代表的许家后代逐渐接管家族事业，隐藏在红牛中国背后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红牛泰国控制权归属
●反目与决裂：利润分配引控制权之争
父辈们的利润分配默契显然没能被新一代许氏家族接受，许馨雄的目光瞄向了更大的蛋糕，红牛中国的创业佳话也在此时变得云谲波诡。
据许氏家族的律师介绍，在过去20年里，红牛中国从未对许氏家族进行过分红。而2015年董事会披露的数据显示，红牛中国已经积累了巨额可分配利润，许馨雄便以董事的身份主张分红并对一直未能分红的原因提出质疑。对此，严彬提出了调高自己在红牛泰国的股权比例作为条件。
许氏家族律师称，2015年红牛中国董事会纪要显示，在当时的红牛泰国中，许家占股68%，严彬及其关联方占股32%。
作为红牛中国的控股股东，红牛泰国的股权结构不仅直接影响该公司的权利归属，更能间接干预红牛中国的控制权。而严彬此时极力要求提高自己的股权占比，争取红牛泰国乃至红牛中国话语权的意味明显。随即，双方的谈判也从中国跨到了泰国。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取的一份泰国法院判决书显示，在2015年红牛中国董事会不久后，红牛泰国便重新认定了公司的股权结构：其中，严彬一方为49%，许氏家族为51%。判决书中记录称，严彬坚持认为其持有红牛泰国股权比例应为50%，但这一主张没有得到法院认可。
当前的局势为，红牛泰国方面，许氏家族以2个百分点的股权优势高于严彬，而红牛中国迟迟没有分红。
但显然，在这场较量中，严彬的地位显得十分被动。
根据记者日前查询到的一份红牛泰国的股东资料和经泰国商务部认可的公司主体资格证明，当前红牛泰国方面，虽然严彬旗下的泰国华彬集团以27%的持股比例为第一大法人股东、严彬之女严丹骅以17.12%的持股比例位居第一大个人股东，但公司的董事席位中，除严彬外，其他三席均被许氏家族成员占据。
而法律文件显示，可签字约束公司行为效力的董事人数和姓名是：帕瓦那·拉撒拉（许书标的妻子）与严彬或许馨雄共同签字，并加盖公司章。
这也就意味着，许馨雄和其母亲有权共同代表红牛泰国作出决议，严彬难以做出抵抗。掌控着红牛泰国的许氏家族果然发起了对严彬的控诉。
上述泰国法院的判决书中显示，2016年9月20日，红牛泰国的一次董事会决议免除了严彬、严丹骅等人在红牛中国的董事身份以及严彬在红牛中国的董事长及红牛泰国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根据判决书内容，这一董事会决议的合法性已经被泰国法院认可。
2016年10月，红牛中国商标到期，许氏家族表示不再续约。
许氏家族或许想通过此举釜底抽薪、剥夺严彬对红牛中国的控制。但就目前而言，以上罢免决议尚未对红牛中国的权力构成和其在中国的工商登记资料产生明显影响，红牛中国在此之后也冒着“侵权”风险，延续了很长时间的生产。
在漫长的僵持之下，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正在逼近。随着红牛中国的经营期限在今年9月29日正式届满，红牛中国的命运也开始变得风雨飘摇。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许氏家族多次表态拒绝延期经营，并表示已向法院对红牛中国提起强制清算的诉讼。而严彬方面始终认为公司系根据双方一份五十年合作期的协议设立，现已按照法律程序向相关主管部门递交了营业期限延长申请。
●纠缠与博弈：诉讼车轮战碾压红牛
伴随着红牛中国控制权和未来命运暗流汹涌，双方的纷争逐渐升级。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红牛饮料在中国的产销体系已经遍布近四十个地区，而除了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的红牛中国总部和位于海口的海南红牛饮料有限公司存在许氏家族的股权，其余公司和分支机构均隶属于严彬旗下的华彬集团。
对此，一位华彬集团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在红牛中国的发展中，许氏家族曾拒绝为其扩张投入资金，因此严彬为把红牛市场做大，便在个人和华彬融资基础上，由华彬投钱建立生产基地与销售公司。
“许氏家族对几个工厂的成立是知情的，并且派出泰方技术人员，为其提供香精香料。华彬方对红牛的中国市场自负盈亏。你不投钱，还不让我做大做强，这显然是不讲道理的。”该管理人员表示。
但商标授权也成为了这些华彬体系下“红牛”公司的阿克琉斯之踵。随着严彬的商业帝国在“红牛”品牌的加持下越做越大，其体外扩张的行为引起新一代许氏家族的强烈不满。
许氏家族律师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严彬在合资公司体系之外擅自设立的三家华彬集团全资的红牛工厂和销售公司自始至终都没有获得许家的授权。“从这些公司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严彬是在一步步试探，他自己也知道不该这么做，这么做是不合法的，被我们发现了要被追究责任。”
纷争从谈判桌走上了法院诉讼。2016年8月，许氏家族将严彬旗下的三家红牛工厂和若干销售商以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为由告上法庭，并对严彬个人以违反董事责任、从事与合资公司相竞争的业务为由提起诉讼。而针对在商标授权到期后继续生产的红牛中国，其同样以商标侵权为由将其告上法庭。
面对许氏家族的迅猛攻势，严彬采用了对抗和拖延的诉讼策略。一方面不断质疑许氏家族提起商标侵权等诉讼的权利基础，如主张合资公司对于红牛商标的所有权、对商标侵权提起反诉并要求许氏家族赔偿其广告费用，另一方面还相继对双方所涉诉讼提出管辖权异议并持续上诉。
据记者不完全梳理，截至2018年11月29日，双方在国内围绕红牛的相关诉讼已达二十余起。攻防之下，相关案件至今没有出现明确的判决结果。
在这一背景下，红牛饮料在中国将何去何从便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今年10月末，记者通过走访和多方求证了解到，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的红牛中国现已停产多时。但截至目前，市场上的红牛供应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
对此，北京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曾回应称，公司超过经营期限但尚未办理延期的情况下是不能开展生产活动的。
而华彬集团的管理人员表示，每年10月，红牛中国生产体系有大修的传统。针对红牛中国是否会因为经营期限届满而停产，华彬集团的管理人员并未给出明确答复：红牛中国从未承认过工厂停产的消息，也并不能给出一个关于工厂是否停产的结论，其立场就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尽量保持市场体系的稳定。
而关于红牛市场的未来发展，他告诉记者：“如果不继续合作，结果只有让时间去验证，对红牛品牌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