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媒体日前披露，该国超市出售的鸡肉检出了创纪录含量的超级细菌，这种细菌对某些药效最强的抗生素有耐药性。报道称：“检测结果令人担忧，因为家畜（禽）具有抗生素耐药性很容易对人类的耐药性造成影响。人类若患上严重疾病，救命的药物可能无法发挥药效。”报道还指出，全球超过半数的抗生素都被用于家畜（禽）。通常，不论患病家畜（禽）数量多少，直接对整群施药，在有些国家甚至定期施药以加快其生长。
说起来，超级细菌、抗药性病原菌、抗生素耐药性，这些都算不上什么新话题了，尽管与之相关的问题已被视作当今最严重的医疗问题之一。我隐隐有个感觉：当不难预见的风险或危机屡屡被提及却又“不能”（实则“不为”）有效应对的时候，纠结的社会似乎就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甚而会坐视事态发展，直到“那一天”真的到来。
前述报道转引拯救抗生素联盟一位专家顾问的话说：“政府规定依然允许对家禽大规模使用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实在令人愤慨。20年前，上议院报告称应该制止这种情况。由于相关科学证据增多，连美国也于十多年前禁止了这种行为。为什么英国和欧洲政府仍然拒绝采取行动？”
平衡经济发展与公共安全的纠结，在限制抗生素使用这一问题上更为凸显，这当中自然也牵扯一些尚有分歧的认知。例如，大量抗生素被用于健康家畜（禽）中，难免为抗药微生物打开了方便之门。欧洲由于禁止在健康动物饲料中掺入低剂量的抗生素，导致在出现感染需要治疗时，不得不增加抗生素剂量，而这无形中也增加了动物总用药量。可其中的“度”，又当如何把握？
再如，在医疗实践中，为确保万无一失，医生们通常都会跳过用来确定感染微生物类型的昂贵且耗时的步骤，而选择无须区分病原菌即可方便、有效“杀死一切病菌”的广谱抗生素，以对抗患者任何可能的感染。像这样“大开杀戒”，同时把体内有益的微生物群系也给剿灭或伤害了，进而会对人类经过漫长演化形成的“微观生态”产生不利影响。
更重要的是，抗生素还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进化压力，因为细菌也会以进化来获得保护自己、抵抗化学攻击的抗性。我们越成功地杀死细菌，就越会导致它们在选择之下战胜药物。这可能也助长了流行性过敏症、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各种代谢紊乱症。
美国微生物学家马丁·布莱泽提示说：就在过去几十年医学不断进步的同时，有些严重的问题却在悄然发生——我们在许多方面似乎病得更厉害了。一系列颇为费解的“现代疾病”正困扰着我们：肥胖症、儿童糖尿病、哮喘、花粉症、食物过敏、胃食管反流病、胃溃疡、结肠炎、自闭症、湿疹，等等。
这究竟是为什么？布莱泽认为，微生物群系的改变与现代疾病之间有许多关联。耐药病原体的增多固然糟糕，但我们体内微生物群系多样性的丧失却更加致命——后者不仅改变了发育过程本身，而且影响了我们的代谢、免疫乃至认知能力。他撰着的一部新书《消失的微生物》，用的副题是“滥用抗生素引发的健康危机”。他把种种现代疾病背后共通的、单一的原因，归因于“消失的微生物”。
的确，抗生素的滥用以及由此引发的耐药细菌的蔓延，已成为威胁全人类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议题。千百年来，我们冒险地干预自然界，不仅会目睹直接可见的后果（如物种的灭绝），而且还将承受更加不可捉摸的力量对我们生存与健康的影响——令人忧虑的是，后者着实难以预见，这让我不禁想起清朝小说家李汝珍写在《镜花缘》中的一句警世恒言：“福近易知，祸远难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