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两个月前，丰都县仁沙镇肉牛养殖户蔡小霞，把自家养殖的肉牛作为抵押物，从重庆农商行丰都支行拿到了25万元贷款。长期以来，因缺少抵押物，农民及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非常难，成为扩大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的一道“坎”。从2020年起，重庆通过“政银保”等多方合作方式，探索试点畜禽活体抵押贷款，为乡村振兴赋能。今年8月，重庆又出台相关文件，探索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效模式。就拿生猪抵押来说，多年来“以生猪作为贷款抵押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迟迟没有落地。一是猪的样子长的都差不多，很难辨认“谁是谁”，难以证明某只猪是谁的。二是猪肉的价格波动很大，而且猪的类型有很多。三是一旦养殖企业遭遇猪瘟，猪圈里的猪就得全部捕杀，风险实在太大。事实上，这“三难”也是开展肉牛、奶牛和山羊等畜禽活体贷款面临的普遍难题。“考虑到贷款风险，此前银行不愿也不敢推出畜禽活体抵押贷款。试点首先从生猪活体抵押贷款开始。位于荣昌区双河镇的日泉农牧，是疫情防控市级重点保障企业。当年4月，重庆农商行工作人员与日泉农牧对接后，成立了专项金融服务小组，研究为该公司提供生猪活体抵押贷款的方案。同时，依托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实现了对日泉农牧生猪活体资产的抵押登记。此外，由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生猪活体抵押的效力进行解读，为贷款提供法律保障。2020年4月30日，日泉农牧获得授信3000万元，并于当日首次支用贷款1000万元。此后不久，涪陵区的重庆海林和黔江区的六九畜牧也分别从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获得1000万元、3000万元贷款。至此，重庆生猪活体抵押贷款“破冰”。重庆泰乐利农业有限公司(下称泰乐利公司)是江津区的肉牛养殖大户，今年初，该公司想扩大养殖规模，却苦于缺乏资金。当时，泰乐利公司最大的资产便是肉牛。这时候，江津区政府和人民银行江津中心支行加入了进来。今年1月，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向泰乐利公司发放了150万元肉牛活体抵押贷款，重庆首笔肉牛活体抵押贷款宣告落地。除了牛和猪，羊同样也是可抵押的资产。重庆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的大幕，或许才刚刚拉开。一是在市级层面进行统筹规划。二是设立贷款基金，为金融机构分担风险。三是建立权威的评估机构和确权管理机构。四是加大产权流转市场建设。
两个月前，丰都县仁沙镇肉牛养殖户蔡小霞，把自家养殖的肉牛作为抵押物，从重庆农商行丰都支行拿到了25万元贷款。“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回想起来，蔡小霞仍然有些激动。
长期以来，因缺少抵押物，农民及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非常难，成为扩大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的一道“坎”。
从2020年起，重庆通过“政银保”等多方合作方式，探索试点畜禽活体抵押贷款，为乡村振兴赋能。截至去年底，仅在生猪活体抵押贷款方面，全市就已累计授信贷款145笔、发放贷款1.8亿元。
今年8月，重庆又出台相关文件，探索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效模式。
困境
银行曾经不愿贷不敢贷
畜禽是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最重要的资产，有效盘活畜禽资产，能帮助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破解有资产却难获贷的困境，释放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
就拿生猪抵押来说，多年来“以生猪作为贷款抵押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迟迟没有落地。
成立于2008年的重庆市六九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六九畜牧)，10余年来累计投资过1亿元用于生猪养殖，但直到2020年才获得3000万元生猪活体抵押贷款。此前，他们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总共只有846万元。从事生猪养殖20多年的重庆海林生猪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重庆海林)也面临类似的情况。
生猪活体抵押贷款为何这么难呢?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调查发现，主要有生猪识别难、价格评估难、防疫难三大难题，导致生猪抵押贷款风险大。
一是猪的样子长的都差不多，很难辨认“谁是谁”，难以证明某只猪是谁的。
二是猪肉的价格波动很大，而且猪的类型有很多。比如二元猪、三元猪等等，如此一来，银行很难对猪的价格进行评估。
三是一旦养殖企业遭遇猪瘟，猪圈里的猪就得全部捕杀，风险实在太大。
事实上，这“三难”也是开展肉牛、奶牛和山羊等畜禽活体贷款面临的普遍难题。尤其是奶牛活体抵押贷款，风险更大。如果肉牛养殖企业因故还不了贷款，银行还可将肉牛宰杀、销售，及时变现，但奶牛只能变卖给其他养殖企业，变现相对较难。
“考虑到贷款风险，此前银行不愿也不敢推出畜禽活体抵押贷款。”重庆某银行人士透露，几年前，面对生猪养殖企业越来越多的需求，该行就曾想推出生猪活体抵押贷款。但经过对生猪市场、养殖企业的多番走访调查，发现其中不可控因素较多，因此便搁置了下来。
破冰
三区率先试点生猪活体抵押贷款
面对养殖企业的融资难题，重庆开展畜禽活体抵押贷款试点，用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试点首先从生猪活体抵押贷款开始。
2020年上半年，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携手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在生猪产业基础较好的荣昌区、黔江区和涪陵区启动试点生猪活体抵押贷款。
两部门在三地选出了六九畜牧、重庆海林和重庆日泉农牧有限公司(下称日泉农牧)3家重点企业进行试点，明确由重庆农商行、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分别与之“一对一对接”，政府部门为对接提供“多对一服务”。
位于荣昌区双河镇的日泉农牧，是疫情防控市级重点保障企业。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公司猪饲料采购价格、运输成本及人力成本大幅增加，流动资金吃紧。但因为缺乏足值抵押物，融资成为扩产扩能路上的“拦路虎”。
当年4月，重庆农商行工作人员与日泉农牧对接后，成立了专项金融服务小组，研究为该公司提供生猪活体抵押贷款的方案。
重庆农商行创新思路:一是引入保险公司共担风险，为日泉农牧设计出“银行+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模式——为能繁母猪购买政策性生猪保险和商业性生猪保险，并将之作为抵押担保物，依据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保额确定贷款额度。
同时，依托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实现了对日泉农牧生猪活体资产的抵押登记。
此外，由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生猪活体抵押的效力进行解读，为贷款提供法律保障。
2020年4月30日，日泉农牧获得授信3000万元，并于当日首次支用贷款1000万元。这也是在重庆落地的首笔生猪活体抵押贷款。
日泉农牧拿到贷款后，荣昌区相关部门还利用“畜牧业直联直报系统”大数据，对该公司用作抵押的生猪存出栏数、市场价格等进行监管，并定期向重庆农商行反馈，帮助该行控制贷后风险。
此后不久，涪陵区的重庆海林和黔江区的六九畜牧也分别从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获得1000万元、3000万元贷款。
“盼望了10多年的生猪抵押贷款，终于实现了!”拿到贷款时，六九畜牧负责人罗云很激动，“改革创新带来的政策红利，有效解决了困扰公司发展的融资难题。”
至此，重庆生猪活体抵押贷款“破冰”。
扩面
活的猪牛羊都能用作抵押物
有了生猪活体抵押贷款试点的经验，重庆又“依样画葫芦”，推动畜禽活体抵押贷款扩面。
重庆泰乐利农业有限公司(下称泰乐利公司)是江津区的肉牛养殖大户，今年初，该公司想扩大养殖规模，却苦于缺乏资金。
当时，泰乐利公司最大的资产便是肉牛。“用肉牛作为抵押物，风险较大，且在重庆没有先例可循，银行必须考虑信贷风险。”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说。
这时候，江津区政府和人民银行江津中心支行加入了进来。三方共同为泰乐利公司创新设计了“银行+肉牛活体抵押+政府风险补偿”的信贷模式——江津区政府以其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银行分担贷款风险；银行与企业将活体肉牛确定为抵押物，综合评估后确定贷款额度；人民银行江津中心支行依托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协助企业办理生猪资产抵押登记。
今年1月，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向泰乐利公司发放了150万元肉牛活体抵押贷款，重庆首笔肉牛活体抵押贷款宣告落地。拿到这笔贷款后，泰乐利公司如愿扩大了养殖规模，肉牛存栏量从400多头增加至600多头。
半年后，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又以奶牛活体作为抵押物，引入保险公司为企业养殖的奶牛承保，向重庆爱牧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发放了150万元贷款。
除了牛和猪，羊同样也是可抵押的资产。
今年3月中旬，重庆农商行在金融监管部门和武隆区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为该区仙女山镇山羊养殖户周时江量身定制了山羊活体抵押贷款融资服务方案，发放30万元贷款，解决了周时江扩大养殖规模急需资金的燃眉之急。
过去不愿也不敢开展畜禽活体抵押贷款的银行，去年以来为何频频大胆“试水”?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解释，主要是因为“政银保”等多方合作分散了贷款风险，减少了顾虑。
“重庆开展畜禽活体抵押贷款试点的总体思路，是通过‘政银保’等多方合作，创新贷款模式，解决银行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认为，此项试点已在探索破解“三农”融资难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记者还注意到，今年8月，重庆在《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了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推广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探索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等抵押贷款业务，扩大农机具、活体畜禽、养殖圈舍等抵押质押融资业务试点等一揽子意见。
重庆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的大幕，或许才刚刚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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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 变“不敢贷”为“积极贷”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探索破解“三农”融资难题，而畜禽活体抵押贷款和“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和林权)抵押贷款，则是各地破题最主要的两种信贷模式。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受抵押资产价值评估难、处置变现难等因素制约，畜禽活体抵押贷款和‘三权’抵押贷款，客观上都存在难以维持金融机构热情、难以持续大面积推广的问题。”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路元说，要切实破解“三农”融资难题，政府和金融机构还需多管齐下，变“不敢贷”为“积极贷”。
一是在市级层面进行统筹规划。比如，可在政府部门统一领导下，成立由金融、财政、农业、房管、国土、规划和法院等部门组成的畜禽活体抵押贷款和“三权”抵押贷款领导小组，制订具体的操作办法和流程。
二是设立贷款基金，为金融机构分担风险。比如，政府可出资设立“农村信贷风险代偿基金”，在银行贷款出现坏账时，由该基金和银行按比例分担损失。可根据重庆实际情况，引入担保或保险机构，构建“代偿基金+银行+担保(保险)”风险共担体，进一步分散信贷风险。
三是建立权威的评估机构和确权管理机构。建议由政府部门牵头，投资成立“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畜禽活体抵押、“三权”抵押融资提供专业、权威、快速的评估服务，以解决抵押资产评估难的问题。
四是加大产权流转市场建设。如，针对“三权”抵押贷款，首先可在各乡镇成立土地流转中心，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办证和质押登记，保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区域范围内可流转变现。在此基础上，逐渐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本市辖区内流转交易，真正将沉睡的资产盘活。
同时，对于用于抵押的农民住房，可通过制度设计，允许借款人在办理房产抵押登记和进行产权流转的书面承诺后，遇到确实无力偿还借款的情况时，其用于抵押的房产可以在本市一定范围内流转变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