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院长李奇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国博弈加剧、国际贸易秩序重塑、新一轮产业革命兴起的变革期。最近十年是决定未来百年产业格局的关键时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持续加大推动本国制造业发展。尤其是近一年来，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制造业强国都纷纷发布新的工业规划，着力点都聚焦在先进制造业等领域，致力于抓住产业变革的窗口机会。2018年10月，美国先进制造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报告，提出“美国力争确保全球制造领导地位”；2019年2月，德国发布《德国工业战略2030》，提出“将工业在经济附加值总额中的占比提高到25%”；各国都在试图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打造全球竞争新优势。与此同时，一些国家还采取技术、贸易、情报、金融等方面的多种措施，对中国制造业进行干扰、限制和封锁。
2018年以来，美国新一届政府不断发起针对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战”，中美贸易摩擦更是不断升级，关税壁垒、技术封锁、出口管制、经济制裁、知识产权壁垒、军事威慑和政治联盟施压等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为图自身安全选择性站队，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围堵之势，致使我国制造业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路程中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
李奇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已发展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制造业已经与全球产业链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突出，例如生产制造重大技术装备和高端装备产品的专用生产设备、专用生产线、专用检测系统主要依赖进口，严重制约了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在制造工艺方面，我们在高速、高精、高强、高稳定性等方面和国外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整体“脱实向虚”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2010年工业增加值占比40%，2018年降到33.9%，其中制造业比重由十年前的32.4%下降到29.3%，大量资源流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在我国技术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远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时，出现了“过度去工业化”的现象，长此下去极有可能产生“产业空心化”的险情，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动力也会走向衰弱。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发展也面临着重大历史机遇，如何抢抓机遇、应对挑战正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针对上述复杂局面，在应对手段上，我们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推动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科技政策、金融政策上多维发力，精准施策，政策制定既要满足市场原则和国际惯例，又要具有中国产业发展的特点。
李奇指出，产业变革时期也正是新的产业模式诞生的机遇期，我们研究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历史，一个国家制造业从大变强很重要的标志是产生一批具有核心技术的领先企业，他们在技术引领和市场主导之后更加奋发进取，能够结合国情、融合文化，以变求变，最终产生自己的制造模式乃至制造哲学。我们看美国制造业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是福特公司在20世纪前期通过流水线创新开创了大规模生产的时代，日本制造业真正的走向发达是20世纪中叶丰田汽车等通过对美国制造模式的持续改进，最终融会贯通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丰田精益生产模式。
机工智库近年积极开展调研，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制造业已经出现一批具有领先优势的冠军企业，例如华为、中信戴卡、中车、潍柴、徐工等，这些企业善于借鉴、精于制造、强于技术，它们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不仅在规模上领先，而且能够融合中国文化，结合产业发展的特色优势，吸纳先进制造技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这批企业将是中国制造业由大到强的主力军，也是中国制造模式的主要塑造者，它们将把中国制造写在华夏大地上！
机工智库研究员、课题组负责人鲁欣发布“贸易保护与产业变革背景下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策略选择”指出，当前，全球经济预期下调，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为全球贸易格局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面对这些新的变化，我们既要保持高度关注，也要加快自主创新的路径探索。报告指出，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格局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全球经济预期下调；WTO改革、民粹崛起、多边弱化；贸易竞争成为当下主流。装备制造业成为各国工业规划的重点，全球产业布局和供应链正在重塑。贸易保护主义、美中贸易摩擦，还可能导致原材料和部件的进口价格上涨，供应链在短期内被动调整，全球产业链出现部分转移。报告指出，美国从表面的贸易问题入手，其实质却是遏制中国企业在高技术领域布局中占据制高点。我国企业已经成为美国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的焦点：一是大量企业被纳入美国出口管制清单；二是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是美国未来管制的重点；三是限制科研合作、切断人员流动通道；四是采取管制+诉讼手段的组合拳等。这些形式都需要我们保持高度关注并作出理性应对。在面临全球贸易摩擦时，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高度关注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贸易摩擦和传统措施领域的发案情况，加强自主创新，构建国际产业生态，针对国外出口管制的经济制裁，构建合规体系，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供应链安全评估体系，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
机工智库研究员、课题组负责人马子惠在发布“主要国家创新政策特征分析”课题成果时指出，各国都有产业政策，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报告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创新推进方面，政府和市场是相互协调、相互平衡的。目前，美国、德国、日本和我国政府都在创新推进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总体上，各国都针对自身发展现状制定了有关创新政策。虽然意在推动创新，但是都充分、有效地运用了政府对市场的指导、调控能力。创新成就的取得也主要依赖于此。四个国家都鲜明提出了自己的优先发展产业，美国关注尖端产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产业萌芽期都给予了关键性的政策支持；德国则采取了针对初创企业、中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日本则通过模仿创新推动了本国机器人产业和汽车产业等特色优势的创新发展。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各国政府都积极从创新成果产业化方面施策，推动了创新发展。例如，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营造产学研结合的良好创新生态，重视创新人才培养，鼓励产融结合等。报告指出，在促进装备制造业创新成果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针对不同应用领域和不同成熟度的创新成果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指导。
机工智库研究员、课题组负责人司建楠在发布“高端装备短板之困”课题成果时指出，由于“三专”（用于生产制造重大技术装备和高端装备产品的专用生产设备、专用生产线、专用检测系统）领域受制于人，“四高”（高速、高精、高强、高稳定性）工艺技不如人，“五不”（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基础支撑能力不牢、人才供给不足、用户部门不信任、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制约发展，目前，我国高端装备面临短板之困，亟待通过“一举两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建立好用、敢用的生态体系）来助推制造强国建设。报告指出，目前我国面临的专用短板装备数量多达900余项，近五年来进口额高达近万亿美元。从海关数据看，2018年，我们部分高端装备产品贸易逆差明显，其中，飞机、航天器、推进器等逆差达到 257亿美元；光谱仪、色谱仪、质普仪等理化分析仪器及装置逆差达到70亿美元；计量检验仪器逆差达到94亿美元。即便如此，“在国防军工等领域所涉及的部分高端装备产品，是我们花大价钱也买不到的。”报告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对我国进行市场压制和技术封锁，2018年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要求加强对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的管控。去年11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对部分新兴技术管制审查公告”，涵盖微处理器技术、机器人、增材制造等14个领域。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在此背景下，我们的“三专”领域主要依赖进口，严重制约了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在制造工艺方面，我们在“四高”方面与国外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我们需要在基础工艺上补课，通过研发 “四高”产品，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报告指出，当前我国高端装备发展仍然存在“五不”问题制约。因此，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通过“一举两用”举措推进制造强国建设。
机工智库研究员、课题组负责人吴双在发布“超越之路，领先企业带领中国制造实现高质量发展”报告时指出，领先企业的“超越之路”是“基因”和“选择”的共同结果。一方面，“基因”是指内化在企业竞争优势中的关键特征，包括 “KNOW-WHERe”的价值观基因、“KNOW-ALL”的认知观基因、“KNOW-HOW”的要素观基因、“KNOW-WHO”的生态观基因与“KNOW-NOW”的组织观基因。另一方面，“选择”是指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里的自我定位与导向，优质企业能够在对经济周期、行业周期进行正确判断的前提下，结合企业自身实力、所处价值链环节、产业生态系统等特征，“因势利导”地选择相应的技术战略、生产战略、业务战略以及市场战略。随着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内制造企业在面临巨大国际竞争的同时，也迎来了弯道超车的机遇，通过充分借鉴领先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经验，有助于“因企制宜”地选择相应的超越路径。
装备制造业是强国之本。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局势，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装备制造业自主化发展，实现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发展是我国加快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路径选择。作为专业的制造业信息咨询服务机构，机工智库将积极跟踪行业前端资讯，对接政府产业发展需求，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提供更加有价值、可信赖的信息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