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陈萌山：
打通科技入村到田“最后一公里”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当前面临的问题，既有许多农业重大需求还缺乏有效的科技支撑，又有大量的科技成果难以得到推广应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陈萌山表示。
他分析，其主要原因是：科技对接产业需求创新性不足，科研工作“单打独斗、各自为政”，不能形成成笼配套解决问题方案，知识产权保护和成果转化奖励机制还不够完善；常规技术集成不够，农机农艺存在脱节；科研机构和农业推广体系衔接不够紧密，技术转化推广机制不灵活，人员资金支持力量薄弱，直接导致了科技实验的品种产量与农民实际生产产量差距较大。
据农业专家按照现有的创新成果测算，大豆理论产量为600公斤/亩，而我国目前生产水平平均亩产仅有120公斤左右；水稻理论产量为1100公斤/亩，我国目前平均亩产450公斤左右；玉米理论产量为2400公斤/亩，我国目前平均亩产410公斤左右。
陈萌山认为：“为加快缩小我国粮食生产水平和理论产量的差距，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挖掘科技的支撑潜力，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农业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陈萌山看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创新工作机制，加大科技投入，下大力气解决科技成果落地难的问题。
为此，他建议：一要转变技术供给方式。主动转变研发与应用的联结方式，破除科技入村到户到田的机制障碍，从“由研到产”单向供给转向“产研互动”的双向结合，围绕需求强化技术供给，鼓励科研人员到农业生产一线，切实了解生产所需，建立起符合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的技术供给机制。
二要完善考核评价的机制设计。对科研人员和科技成果的评价考核，既要重视技术研发的先进性，更要强调成果的转化率，形成科研成果转化推广的内生动力。
三要鼓励技术集成推广市场化运作。采取拍卖、转让等市场化手段推动科研成果落地，加大科研人员分享比例，增强科研人员获得感，形成技术研究与成果转化的良性互促的格局。
四要加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设。要研究制定鼓励各类农业技术专业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切实解决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人员补充困难、推广经费不足和推广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完善激励机制，把农技推广业绩与职称评定、职务晋升挂钩，提高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收入水平，充分调动农技推广人员的积极性。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
推进长三角地区现代农业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推动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意义十分重大。
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而在现代农业领域内的协作是长三角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区域在农业领域有着良好的交流机制与合作渠道，长三角区域资源的差异性，也为开展农业协作奠定了基础。“当前，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现代农业带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赵皖平指出，长三角地区现代农业一体化发展，需把握几个着力点。
首先是依托区域资源优势，科学规划长三角现代农业中长期发展任务。包括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化农业产品结构；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其次，要统一农业标准，提升长三角区域绿色农业的发展水平。农业标准是绿色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技术基础。要开展长三角区域农业标准研究和自主创新，制定统一的基地建设、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识、生产加工等方面的标准或技术规程，将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专利技术转化到农业标准中，为全面推进长三角地区农业标准化生产建立技术基础。
此外，还应跨地域产销“嵌入”， 促进长三角农业产销区域融合。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为区域农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机遇。区域内跨地域的农产品“嵌入”式产销对接机制，将使原来的“地域农产品”变成“区域农产品”，而区域大市场的消费“检验”，将反过来调整区域农产品的结构和开发方向。长三角的农商部门要进一步合作，优化产销对接方式，形成区域一体化的产销“ 嵌入”式平台。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构建长三角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比如，利用已有的长三角农业科技联动合作机制，以“苏浙沪皖农科院科技兴农联合服务团”为基础，联手打造虚拟的“长三角农科院”，构建长三角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抢占农业科技创新战略 “制高点”。
发展现代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财政投入。赵皖平表示，应多措并举，充分发挥政策的支持和导向作用，全力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夯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经营综合效益，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学林：
发挥科技引领作用，支撑农业走出去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以下简称辐射中心）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云南省委、省政府重大部署，科技辐射中心是辐射中心建设的四个重要内容之一，而农业科技合作则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目前来看，应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充分发挥科技的先导和引领作用，先行先试，支撑农业走出去。”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学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对外合作为例，在南亚东南亚农业科技联合研究方面，建立了以GMS区域农业科技协作组、南亚区域农业科技协作组和38家企业组成的农业走出去科技创新联盟，为推进中心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构建了合作机制和平台。
在李学林看来，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农业科技在周边国家的重要作用及先行先试重要意义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各国发展阶段不一致，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差异；科技对这些国家现代农业建设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引领与支撑作用发挥不充分等。
对此，李学林建议，应当支持做好基础工作，系统强化周边国家或重要国别的研究，增强对农业资源、农业生产、农业政策、科技水平、农业贸易及技术标准的深入研究，把基本情况搞清楚，增强科技合作的针对性。
云南及南亚东南亚都是生物资源异常丰富的地区，但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李学林表示，云南应当携手建设世界作物园和种质资源库，发挥和利用云南与这些国家区位的独特优势，引进、保存、研究许多我国没有而已经被人类驯化、半栽培或栽培利用的所有农作物或野生近源种，为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因保障，让农业科技更能在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此外，李学林指出 ，还应加强辐射中心建设力度。对已有的机制和平台，建议每年从国家层面以合作项目形式安排稳定的经费支持；支持建设南亚东南亚国际合作研究重点实验室、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及培训中心；长期稳定支持外国科学家培养和合作研究计划；加大资源交换、成果转移转化，支持国际特派员计划；围绕生态安全、生物资源创新与保护、重要作物和畜禽疫病防控、重点产业技术等共性技术需求，鼓励到周边国家开展中长期合作研究，支持每年定期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培训等工作；探索开放共享合作机制，为建设周边科技合作中心建设积累经验、提供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总农艺师赵治海：
农业科技扶贫不是单打独斗
“我国扶贫工作主要是农村扶贫，因此农业科技扶贫与农村最近，这是一类为农业农民服务的科技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总农艺师赵治海表示。
在一线实践中，赵治海发现，精准扶贫首先要分析贫困地区背景条件、扶贫对象知识水平等。“现在年轻人几乎都进城打工了，剩余劳动人口是老人和孩子，受教育水平低，在接受农业新科技方面，我们的扶贫工作还是很艰巨的。他们的劳动强度承受能力也差，加上中国农产品客观上生产投入多、产出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不是得自己搞产业？这确实难度很大。”他还发现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同一地区有些农村家庭困难程度相差不大，但有的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有的不是，很多优惠待遇就不能享受，这样造成一种新的不平衡。
“要想走出贫困，个人的力量有限，应该充分利用集体力量。扶贫方式应该采用联合的方式，而不是让每户农民去单打独斗。”赵治海说。
同样，只靠农业科技扶贫，恐怕不能真正起到扶贫的效果。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和一些其他扶贫措施互相结合、互相作用，才能达到相应的成效。
在他看来，农业科技扶贫应该选择一些稳定的品种或技术，价格波动较大的则不宜作为扶贫项目。这是因为扶贫是要让农民增加收入，不能让本已贫困的他们承受市场价格跌落的风险和影响。
农业科技扶贫也涉及到品牌问题。“因为缺乏品牌，一些天然无公害的农产品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卖出好价格。所以树立品牌意识，做好品牌标准和保护，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他说道。
多年来，赵治海研究的“张杂谷”以高产优质、抗旱节水著称，在全国共推广2000多万亩。然而，作为“张杂谷”的发源地，此前河北省张家口市许多贫困农民还未从中受益。2015年，科技部实施“三区”科技人员专项计划，选派科技人员服务边远贫困地区，赵治海立即申请参加这项计划。
2018年，“张杂谷”在扶贫上初见成效。张家口市科企合作企业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在多个县区的村落进行托底回收，带动农户种植“张杂谷”5000多亩。种植农户收益稳定在每亩1600~2300元，比种其他农作物省水、省工，且增收上千元。
不仅种植者受益，赵治海还想办法让青山绿水间出产的小米惠及消费者。“新小米好吃，就如同秋天的滋味。从加工车间走到餐桌上，‘张杂谷’不超过一星期就让人们品尝到最鲜的味道。”他说。
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院长尼玛扎西：
构建现代设施养羊业发展模式
绵羊和山羊在十分脆弱的天然草地放牧啃食和踩踏，如果长期如此且数量过大，可对天然草地生态环境造成放牧压力。但是，绵羊和山羊又是西藏农牧民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计来源，不依靠天然草地放牧饲养，禁牧了，农牧民生计怎么办？
“绵羊山羊舍饲化、现代设施养殖的技术可行，且可有效减轻天然草地放牧压力，促进天然草地植被生态保护，推动高原特色养羊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院长尼玛扎西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施草原生态补偿奖励政策，西藏自治区牲畜数量减少了近700万只，天然草地植被得到有效恢复。目前，区绵羊和山羊数量近1100万只，主要依靠天然草地放牧饲养。作为一名长期从事青稞科研的研究员，尼玛扎西十分关注如何在生态与发展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他在日喀则市调查时找到了答案。
西藏农科院的科技人员通过开展“萨福克”肉毛兼用绵羊、岗巴羊设施化养殖以及白绒山羊半舍饲养殖，采用纯种繁育、设施养殖、营养调控、疫病防控等综合技术配套集成，积极发展现代设施养羊业，取得了显著成效，技术上可行、经济效益显著。同时，能有效缓解天然草地放牧压力，促进天然草地植被快速修复，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因此，在这次全国两会上，尼玛扎西建议，应当从建设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高度，切实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要求，国家设立专项，支持西藏建立现代设施化、标准化、集约化养羊业，构建设施先进、产出高效、污染可控、绿色养殖、技术支撑的现代设施养羊业发展模式，推动养羊业转型增效，促进草地生态保护、农牧民增收，构建青山绿水的高原草地生态环境和现代养羊业产业体系的双赢格局。
比如，选择日喀则市岗巴县及相邻海拔较低区域的岗巴羊产区为试点示范区，将政府引导与农牧民意愿有机结合，建设岗巴羊集中设施化养殖基地。
此外，尼玛扎西希望，农业农村部组织国家肉羊产业技术体系和国家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进行规划设计、建设指导和实施技术服务，确保在技术支撑上有保障、技术到位。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兽药饲料监察所副所长张莉：
加快推进中兽药产业发展
去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兽药饲料监察所副所长张莉提出了“振兴中兽药发展，保障绿色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的建议，得到社会广泛关注。一年来，虽然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效，但是，她在走访和调研中发现，整体推进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仍然存在很多制约产业发展的难题。
首先，中兽药产业缺少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和布局。我国目前共有1800多家兽药企业，其中80%以上厂家都生产中兽药产品，但多数企业中兽药产品产值占总产值比不足20%，总体规模较小，同时存在产品层次不高、同质化现象严重、研发投入不足、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
其次，中兽药或中药在本质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其质量标准评价始终是兽药应用与研究中的难点和重点。历经数千年的承载与积淀，中兽药有着强大的理论体系。当下，如何有效地评价中兽药质量及其疗效，是制约中兽药发展的瓶颈。
不仅如此，当前中兽医药人才也难以满足迅猛发展的需要。而且中兽药税收未能享受国家优惠，严重影响着兽药生产，尤其是中兽药生产者的积极性。
针对这些问题，张莉建议，第一，应尽快出台中兽药产业发展纲要。中兽药发展任重道远，不能短期见效，更不能一蹴而就，因此要制定中兽药发展十年至十五年的长期规划和阶段性目标，进一步明确各个部门在其中的责任，配套相应的政策措施，使中兽药进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
第二，要探索建立中药提取物备案制度。探索中药提取物备案制度，减少重复建设，避免同质化竞争。进一步使中兽药生产达到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水平，提升产品质量和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三，应加强中兽医药研究及标准化建设。加强机构建设，建立健全中兽医药管理机构及研究推广机构。加强人才培养，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教育优势，系统培养基础性专业人才。建立健全标准体系，探索建立适合中兽医药标准的评价评审体系，推动中兽医药标准化建设和临床诊疗技术规范。
第四，将中兽药以至于兽药定性为农用生产资料，执行免征增值税或低税率税收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加大投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产品研发，不断提高中兽药发展的质量。同时鼓励和支持中兽药生产企业携手养殖户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帮助农民真正脱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