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美国水丰技术公司向加拿大客户卖出4000多公斤转基因三文鱼的消息传出。世界转基因动物食用之门由此打开。 
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发转基因鱼的国家。从曾经世界第一到被美国后来居上，中国转基因鱼经历了什么？
1990年《纽约时报》称，中国这个研究领先美国3年
转基因在很多人看来，神秘得令人生畏。
然而，这项技术在科研工作者的心中，曾是科技含量最高的技术之一。
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比较滞后，为什么中国人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上世纪70年代，朱作言作为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克隆之父童第周的学生，跟随老师一起做鲤鲫间的细胞核移植（克隆鱼）。朱作言一方面很兴奋，另外一方面觉得这个手术繁琐、效率低。
1978年，朱作言在做实验中发现，哪怕是把一个外源物种的DNA，如同一团乱麻的外源遗传信息放进卵细胞，却观察到某些发育的受体受到了影响，出现了新的生物性状。
1979年，有一个想法激发了朱作言，他想如果把一个基因转移进去岂不是更精准、更好！
但那个时候，分子生物学刚刚兴起，在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克隆基因，在中国更不可想象。此后朱作言出国三年去学习如何得到这个基因、学习基因克隆和基因操作技术等。
1983年，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朱作言领衔的团队在世界上首次成功进行农艺性状转基因研究，研制出世界首批转基因鱼，提出了转基因鱼形成的模型理论。1990年的《纽约时报》称，中国这个研究领先美国3年。
这一年，朱作言带着人生长因子的基因回国，把这个基因放到鱼里面去尝试，当时转了泥鳅、金鱼、鲫鱼、鲤鱼等，结果发现有些鱼长得很快，他获得了快速生长的转基因鲫鱼、鲤鱼和泥鳅。
1991年，朱作言将自己克隆的草鱼生长激素基因导入黄河鲤受精卵，获得的转“全鱼”基因黄河鲤生长快，饵料转化效率高。
在同等养殖条件下，转基因鲤鱼平均生长速度比对照黄河鲤快53-115%，当年就可以达到上市规格，缩短了一半的养殖周期，降低了养殖成本和风险，同时大大降低了渔民的劳动强度。
试验场的渔工师傅深有感触地说，只要养过了这条鱼，再就不会有人去养其他的鲤鱼。他们把这条鱼定名为“冠鲤”。
就这样，中国的科学家在转基因鱼育种研究领域打响了漂亮的第一枪。
1997年，因开创鱼类基因工程研究新领域、系统研究鲤类基因组等突出贡献，朱作言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些年来，朱作言和中国科研工作者一刻也未放松过研发转基因鱼的进程。
从科学角度，已具备产业化应用条件
难得的领先，让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兴奋和激动。此后，中国的科研团队马不停蹄，为转基因产业化做足准备。
2000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率先完成了冠鲤的中试，中试研究表明，冠鲤生长速度快，饵料转化效率高。
“经过多代选育，我们培育出养殖性状优良、遗传性状稳定的冠鲤家系，并再次进行了冠鲤不同家系的中试。”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胡炜对科技日报的记者说。
食品安全评价方面，依据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实质性等同原则，根据国家I类新药的毒理学试验规范，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分别独立进行了严格的冠鲤食品安全评价，证实冠鲤与对照鲤实质等同，即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鲤与对照鲤具有一样的食用安全性。
“生态安全评价方面，我们从分子、个体、种群和群落等不同水平系统深入地研究和评估了冠鲤的生态安全，发现冠鲤的繁殖力与生存力低于对照鲤，因此在自然鲤鱼分布的水域，冠鲤对生态系统的压力低于对照鲤。” 胡炜说。
不仅如此，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湖南师范大学合作，通过染色体倍间杂交，培育出100%不育的三倍体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吉鲤”。吉鲤就像无籽西瓜一样，不能繁衍繁殖后代。
“从科学的角度而言，食用安全、生态安全、性状优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倍体吉鲤已经具备产业化应用条件。” 胡炜说。
做足准备，朱作言对科技日报的记者说：“我们的转基因黄河鲤早已准备好了，现在只缺政府决策准入这临门一脚。”
想进入市场，无标准可循无办法可依
虽然我国首个研发出转基因鱼，并针对转基因鱼产业化做足准备，但是还是被美国捷足先登，这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启示？
“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大西洋鲑（即水优三文鱼）获准产业化经过了长达20年的安全性科学评估，这一漫长、艰难而又富有创新的产业化历程，充分体现了管理决策对科学的尊重与维护。”朱作言说，实际上，美国也存在对转基因的争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面临着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甚至还有政治等因素反对转基因的巨大压力。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充分考虑并分析了民意中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迎合和迁就其中非科学、非理性的反对意见，而是以科学为依据，对包括转基因鱼在内的创新产业进行科学决策。
“基础研究只是产业创新的先导因素之一，高新技术的产业化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参与。”朱作言说，加拿大学者研制出转全鱼生长激素基因大西洋鲑后，随后的产业化进程及相关研发工作完全由美国水丰技术公司主导，在没有转基因动物产业化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水丰技术公司一方面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了长达20年的技术磋商、规则制定、开放公众评议等科学评估和法律程序等方面的沟通，建立客观、科学的评价原则和程序。
同时，美国水丰技术公司还通过资本市场获得3千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并先后投入超过1亿美元用于水优三文鱼后期的研发。
在胡炜看来，科学普及与高新技术研发同等重要，对于转基因的产业化不可或缺，如果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缺乏了解，就非常容易被某些耸人听闻的谣言所蛊惑，从而担忧和排斥转基因产品，甚至对转基因产品产生虚幻的恐惧。
“高屋建瓴地制定我国基因改良农业品种市场准入的条例和操作细则已经刻不容缓。” 胡炜说，我国基因改良农业品种的产业化管理的相关制度建设非常滞后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就转基因鱼优良品种的产业化而言，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经过严格、科学的生物安全评价，获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后，必须进行水产养殖新品种的审定，转基因鱼的产业化进程才能向前推进。
“但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水产原、良种审定办法》《水产苗种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技术标准——水产新品种审定技术规范》等均缺乏可操作的用于指导转基因鱼品种审定的内容，包括转基因鱼在内的基因改良农业新品种如何进入市场，面临着无标准可循，无办法可依的窘境。”胡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