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成效明显，但由于缺乏连续不间断的监测评价，很多地方拿不出定量数据分析。因此，对于计划执行的实际成效，还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为了提高计划的实施实效，促进农村学生身体生长发育和体质增强，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持续、科学的监测评价体系。
3600多万名农村娃吃上了“饱饭热食”——这是2011年我国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带来的实惠。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9个省1590个县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学校13.4万所。
吃饱的目标已经实现，如何让孩子吃得营养均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6月22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第69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改进校园餐食管理建言献策。
营养改善计划≠免费午餐
营养改善计划自实施以来，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校，学生们都能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有肉、有菜、有主食、有汤，有些学生觉得，学校的饭菜比自家的香。
两个月前，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李卫红跟随九三学社中央和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联合调研组赴云南、宁夏调研时发现，营养改善计划基本消除了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学饿肚子、吃冷饭的现象。
同样参与调研的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马德秀指出，在吃饱的目标实现之后，应将“吃得营养均衡、健康卫生”提上议事日程。
马德秀注意到，比起上涨的物价和变化的营养需求，4元的营养餐标准已经不够用了。“现在的猪肉价格比2014年上涨了4成，少数民族吃的牛羊肉比猪肉还贵一倍，西部地区冬天因为新鲜蔬菜价格太贵而只能吃土豆。”
除了物价上涨，一些地方对营养改善计划的错误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计划实施的效果。
李卫红发现，一些地方把营养改善计划片面地理解为“免费午餐”，一些本应由家长承担的伙食费家长不再承担。
为此，两位委员呼吁:“营养改善计划不等于免费午餐。”
马德秀建议，实行“动态调整、分类补助”的方针，考虑物价波动的现实和营养改善的需求，应明确营养改善计划是做加法，逐步实现“4+X”供餐标准。
“一方面，对大部分学生宣传营养补助不等于免费午餐，要保证孩子餐食营养，家长应有义务承担孩子餐费；另一方面，对建档立卡贫困生，对特困供养人员、低保人员、经济困难残疾家庭子女等特困生，免除家庭支出，由中央财政补足”4+X“，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逐步达到营养餐标准。”马德秀说。
营养餐难敌“洋快餐”诱惑
如何在营养改善计划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让孩子们吃得更健康更有营养，成为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副市长屈谦直言，营养餐经常难敌“洋快餐”和“五毛食品”的诱惑，其背后是学生营养失衡问题日益突出、学生及家长营养知识匮乏、学生营养标准规范缺失等问题。
对此，屈谦呼吁，制定国家层面的学生营养标准，鼓励并指导各省市建立地方性的学生营养标准。
“建议推广贵州、重庆等地制定学生营养食谱的做法，指导各地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身体发育的营养需求，结合当地饮食资源和习惯，开发一批成本合理、科学营养的菜谱指导目录。”屈谦说。
屈谦指出，考虑到营养改善计划的长期性特征，需要强化学生营养监测评估，建立教育、卫生部门的联动机制，健全学生营养健康监测评估体系，通过体检、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等，动态跟踪监测学生营养状况，为学生营养改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孙惠玲同样建议，对营养餐的标准作出科学界定。
“不能认为只有大鱼大肉才是营养丰富，而是要科学搭配营养餐。此外还要注意，在特殊地区及一定环境下要提供特定营养元素的补充，防止地域性疾病的发生。”孙惠玲说。
对此，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指出，下一步将加强营养教育，指导各地加大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培训力度，提高试点县和学校营养配餐能力，同时还要加强教师、家长和学生营养健康教育，引导学生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金小桃介绍，当前正在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学生餐营养操作指南》，涉及到对学生餐食原料购买、储存、烹调、运输、分餐以及宣传教育活动，对影响学生餐营养供给的主要环节作出具体规定，这项工作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可以完成。
缺乏不间断的监测评价
在一些委员看来，要想让标准落到实处，相关的监管措施必须要跟上。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卫指出，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成效明显，但由于缺乏连续不间断的监测评价，很多地方拿不出定量数据分析。因此，对于计划执行的实际成效，还难以作出准确判断。
“为了提高计划的实施实效，促进农村学生身体生长发育和体质增强，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持续、科学的监测评价体系。”胡卫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唐山市政协副主席、唐山市人民医院院长胡万宁认为，目前从监管角度看，影响校园餐食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主体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基层监管力量不足、食堂管理不规范三方面，因此，有必要从这三方面作出相应改进。
例如，在明确责任主体方面，要形成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卫计、食药监、工商、物价等职能部门配合，学生和家长等社会监督为补充，学校负责日常管理的“三位一体”的监管机制。
“在这种监管机制下，职能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实现监管信息共享，提高监管效率，封堵问题食品。学校实行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签订责任书，对日常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确保食堂餐饮食品安全。”胡万宁说。
针对监管方面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周锋认为，可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校园餐食供应及管理。
“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和评估，按照相关法规政策，组织包括社会在内的各方对供餐企业或单位进行检查监督。”周锋建议。
在明确了监管主体之后，相应的监管手段也得跟上。对此，委员们给出了多种方案。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成都市政协副主席戴晓雁认为，可以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引入学生餐管理，同时运用“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厘清政府、学校、供餐企业各自的行为边界及权限，加强政府执法监管，社会依法监督。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梁伟华建议，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互联网+学生食堂安全”的综合管理云平台，将涉及学生食堂食品安全的一揽子问题，纳入全链条全要素统一监管。同时，相应评估工作也必须跟上。
“指导各地进一步做好营养改善计划信息公开公示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加强督导评估，督促各地各部门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提高规范管理水平。”朱之文称，将进一步强化信息公开和监督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