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一夜之间，“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成为了社会焦点。这令还存有饥饿记忆的一代人立即紧张起来。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2019年增加24.2亿斤。然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官方发布消息，截至今年8月5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4285.7万吨，同比减少938.3万吨，减少比例超过20%。今年粮食稳定增产，国家储备粮收购为何又大幅度减少？
不久前，联合国机构发布《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2019年全球有近6.9亿人挨饿，比2018年增加了1000万人，5年内增加了近6000万人。到2020年底，约有8300万至1.32亿人因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而挨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忧心忡忡：“我们的食品系统正在失灵！”全球真的面临粮食危机吗？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经济全球化、中美硬脱钩、农业技术与中国粮食安全的关系。
1. 中国如何养活十四亿人？
中国会出现粮食危机吗？
目前，中文网络上最有力的稳定言论是中国粮仓殷实：2010年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超过470公斤，远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大米、小麦、玉米三大主粮的国内自给率均在98%以上。
今年受疫情和洪水冲击，中国夏粮产量依然达到2856亿斤，增产24.2亿斤，相较去年同比增长0.9%，创历史新高。
不过，这是从静态角度看问题，没能给出趋势性的判断：未来几年是否发生粮食危机？
从中国粮食增产动态过程——中国如何养活14亿人，我们或许更能够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问题。
公开数据显示，1978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整体呈上升态势：
1978年粮食总产量为3.04亿吨，到1990年达4.46亿吨，增长率高达46.7%。这一时期的粮食增产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二是现代农业技术的引入，如种子、化肥、农耕机械等。
进入90年代粮食总产量稳定增长，但到1996年突破5亿吨时，中国粮食产能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瓶颈。之后几年粮食总产量持续下跌，2000年减产10%，2003年跌至4.3亿吨，低于1990年的水平。
图：1978年-201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来源：国家统计局
所幸的是，2003年后粮食持续稳定增产，2007年重回5亿吨，2013年突破6亿吨，2019年达到6.63亿吨，再创新高。这一轮粮食的稳定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化下的粮食结构优化。
关键事件是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入世谈判非常艰难，其中农业是极其敏感的议题。当时，国内有人反对说，如果让美国农产品进入中国控制了国人的口粮，中国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但是，中国高层渴望达成农业方面的协议。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朱镕基希望这次访美能够达成入世协议，但是当时美国的政治气氛不太友好。
据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回忆，朱镕基到白宫对克林顿总统讲：我们这次能不能签，取决于美方的政治判断，无非是三种可能，一个是不签；第二是如果政治气氛合适的话，就决定签；第三是如果不签的话，双方能不能先签署在农业问题上已经达成的那些部分的协议。
为什么当时朱镕基急于达成农业方面的协议？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高层希望入世来缓解粮食压力和粮食安全。 当时中国高层的考虑是基于迫切的现实：九十年代中国粮食产量基本满足需求，但处于偏紧状态。从1996年开始到入世之前，中国粮食总产量却持续下滑，人口增长率还在1.04%。如此，十多亿人吃饭的压力巨大。所以，中国希望通过国际市场来优化粮食结构和提高粮食产量，通过进口廉价粮食来养活更多人口。
具体是怎么做到的？
入世后，尤其是2006年开始，中国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保持稳定增长。其中，小麦、稻谷和玉米三大主粮的播种面积增幅较大。
2008年之前，小麦种植面积低于2400万公顷。2008年全球粮食涨价，中国加大了小麦的播种。从2009年开始，小麦播种面积均超过2400万公顷。稻谷和玉米的播种面积也是从2008开始增加，稻谷到2011年稳定在3000万公顷以上，玉米到2012年稳定在3500万公顷。
随着播种面积的增加，小麦、稻谷和玉米的年产量也水涨船高，从而推动中国粮食稳定增产。
另一方面，中国减少了大豆、粗粮、糖料及棉花的种植面积或比例，将更多的土地腾出来种植小麦、稻谷和玉米。
图：2006年-2016年中国粮食作物及三大主粮的播种面积，来源：大国粮商
2001年，中国大豆播种面积为948万公顷，到2012年播种面积下降到了717万公顷。同时，年产量也从2001年的1540万吨下降到2012年的1300万吨。其中，2006年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种植面积同比减少了25%，2007年又比2006年减少了12%。
另一个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刚超过1000万吨，到2017年这一数据达到9556万吨，增加了9.5倍。其中，2006年，中国大豆净进口2800万吨，约是当年国内产量的1.8倍。
这种全球化的粮食结构优化完全符合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1]。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衡取其轻”，中国种植大豆、大米、玉米、小麦的成本都高于美国，但是大豆最甚。因此，中国向美国进口大豆，国内多种植三大主粮（还有主粮安全考量）。
以当前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价格为例。按1:6.93的汇率折算，美国大豆价格约2855元（人民币）/吨，中国大豆的期货价格约3300元/吨，每吨差价达445元。在2008年之前，这一差价更大。
同时，美国小麦期货价格为1282元/吨，中国小麦期货价格约2500元/吨，每吨差价高达1218元；美国期货玉米的价格为921元/吨，中国玉米期货价格超过2200元/吨，每吨差价高达1279元。
可以看出，中美之间小麦、玉米的差价要大于大豆。这说明，通过十多年的采购，中美之间的大豆价差有所平抑。
大豆是饲料的主要原材料。美国廉价的大豆是其肉类价格低廉的重要原因。美国生猪批发价每千克在8元（人民币）左右，中国受非洲猪瘟冲击，生猪批发价格每千克涨到30多元。如今国内的饲料原料不少来自美国的大豆。如果不是廉价大豆，中国肉类价格还会更高。
图：2019年中国主要粮食供需状况（单位：百万吨），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所以，入世以来，中国利用了国际市场资源，有选择地调整了粮食结构，减少了大豆、粗粮等种植，采用进口替代的方式弥补，同时扩大了三大主粮的种植面积，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粮食的基本盘。
如上图，大豆、玉米、小麦是中国三大主粮，自给率超过98%。玉米和粗粮的年需求规模在2亿吨以上，大米和小麦在1亿吨级别。大豆需求量不小，在一亿吨级别，占全球大豆消费需求的30%。但产量很低，只有1528万吨，而且库存不足，年进口量达到9410万吨，进口依赖度接近90%。[2]
这是中国养活14亿人口的基本盘。这基本盘表面上是粮食高自给率的结果，但其实是建立在全球化粮食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的（如今全球各国皆如此，以下分析）。反过来说，如果逆全球化持续，中美硬脱钩，中国的粮食基本盘或生变。
这是中国粮食安全的短期隐患。
2. 真正的粮食危机是什么？
入世后，中国利用全球化资源优化了国内粮食结构，提高了粮食产量。这里的全球化资源包括商品资源，还包括关键的农业技术资源。
种子技术革命，是现代农业增产的根本动力之一。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种子出口国和技术强国。
美国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三巨头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种子销售。
中国是全球种子进口大国。种子进口国高度集中在美国、荷兰和日本三个国家，其中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是最高的。
2000年开始中国种子进口总额持续增加，从7740.87万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30122.98万美元。中国种子进出口贸易长期处于逆差态势。其中，2006年种子进口总额达到了32837.51万美元，逆差额达到最大的2.33亿美元。
在全球前十名国家种子进口贸易总额中，中国在2000～2010年间的进口占比遥遥领先。其中，2002年、2003年进口占比超过90%，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均超过80%。
比如，美国黄沙大豆是1990审定的高产品种，在美国亩产高达千斤以上。次年，引入中国，亩产也接近千斤。不过，中国的种植成本比美国高不少。这是为什么？
除了种子外，农业机械、农药化肥及现代化大农场管理也是现代农业革命的关键。
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农场开始大规模引入联合收割机，粮食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美国约翰·迪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机械制造商。它与凯斯纽荷兰、爱科集团和日本的久保田占据了世界农业机械市场的半壁江山。最近20年，中国大面积普及农业机械。近些年，岭南丘陵一带都引入了小型联合收割机。
化肥中的氮，原本是二战中炸药的主要成分。战后，原本军用的氮和硝酸盐生产工艺民用化，农业化肥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六十年代后，矮秆杂交种子研发成功，使作物在吸收化肥后不会倒伏，化肥在美国农场大规模使用。美国科赫肥料和CF肥料是世界级肥料制造商。最近几十年，中国粮食增产得益于化肥技术的进步，但存在过度用肥的问题。
再看农药。以草甘膦为例，草甘膦又称除草剂，可以快速高效地控制杂草，大大节省了人力。美国孟山都开发了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大豆、玉米和棉花。在这类转基因品种上使用除草剂，效率高且不伤害作物。目前，这三大作物分别占据了美国栽培面积的90%、67%和67%。美国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还是农药生产巨头占据了全球一半的农药销售。
从经济学的角度，耕地的肥力会呈现递减规律，从而导致粮食产出持续递减。 这是当年马尔萨斯做出悲观判断（马尔萨斯陷阱）的主要依据。只有提高技术水平，推动边际递减曲线右移，才能避免粮食产出持续递减。这就是现代农业技术解决粮食危机的经济学解释。
但是，另一个角度反映，中国农业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我这里引用彭博社专题文章《耕耘世界—中国在全球布局以防粮食危机》中的数据[3]：
化肥使用量：中国每公顷农田的化肥施用量接近600千克，远超世界平均线，是美国、印度、巴西、法国的两到三倍。另外一个数据显示，中国农药施用量也是欧美国家的一到六倍。
图：中国、美国、法国等国化肥施用量，来源：彭博社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户均耕地面积小，规模经济不足；二是国产化肥、农药技术偏低。
这说明中国农耕还处于粗放状态，技术含量、经济效率和规模经济偏低。浙江大学谷保静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的文章通过量化统计显示，户均耕地面积每增加1%，每公顷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分别下降0.3%和0.5%[4]。
图：中国（红）、日本（灰）、巴西（绿）、印度（黄）、欧盟（橙）、美国（浅蓝）、世界平均（深蓝）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自1960 年来的变化曲线
为什么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整体偏低？
主要原因有三——
一，农业技术水平上游的育种、化工、高端制造缺乏竞争性。
中国90%的农作物品种是由500多家科研院所完成的。据统计，目前全国市场上有1万多个合法品种，其中有种植面积的仅有3000多个，占30%左右；有70%左右的品种种植面积很少，甚至没有种植面积[5]。另外，农业、化肥的上游原料及技术主要在中石化、中石油手上。
二，粮食下游收购市场缺乏竞争性，粮价偏低抑制了积极性。
三，农产品及技术进口受限制，降低了国内市场的竞争性。
中国加入WTO时只保留了八种商品的进口国营权，其中包括粮食、棉花、植物油、食糖、化肥五类。
四，农村集体土地缺乏流动性，难以产生规模经济，抑制了经济效率、农业机械及农业技术进步。
彭博社专题文章显示，中国93%的农场占地面积小于2公顷，美国89.3%大于5公顷。澳大利亚每个农民耕作面积为156公顷，美国为73公顷，法国为25公顷，中国只有0.5公顷[3]。
中国“碎片化”经营的原因是，在现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下，土地很难流转。很多农民既在城镇打工，又兼顾种植少量的地。在种情况下，施肥用药偏于粗放，大型农耕机械无法派上用场。
农业技术和土地制度抑制了农业经济效率，导致农民流失，土地荒芜，村庄荒凉。
浙大谷保静团队调研全国范围内逾2万农户发现，在“打工”与“种地”之间，存在一种预期收入的竞争关系。研究量化分析认为，18亩是一个临界点。耕作面积超过18亩后，农民才觉得专心农业劳动比进城打工更为赚钱 [4]。但是，中国的户均面积远低于这个规模。
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农业人口转向工业，农村人口转向城市，是大势所趋。比如，1900年，41%美国人是农场工人，现在只有不到1%美国人在农场工作；1940年，美国有700万人在农场，但现在只有2万。
这里需要区分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上，农业是天然的“计划经济”，受限于气候、土壤及季节周期。农业的土地、农民无法在全球化市场中流转，也影响了农业效率。工业多数不受气候和季节周期限制，资本和高级人才可跨国流通，工业效率较高。农民倾向于从农业流转到经济效率更高的工业领域赚取更多收入。
如果经济资源是自由流动的，工业的经济效率对农业和服务业产生溢出效应。大量农民在工厂中赚取更多的收入，然后购买更多的粮食、食品，从而带动农业增收。于是，一些农业技术工人、资本也会进入农业，提升育种技术，扩大种植规模，使用农业机械。如此，农业的效率限制逐步会被农业技术进步解放。
图：各国农场规模、耕地面积、劳动生产力及城市化，来源：谷保静团队[4]
最后，农业与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动态平衡。正如今天的美国，84%农产品由大型家庭农场提供，大型农场带动了农耕机械工业发展。美国农业飞行员一年的收入不低于商飞飞行员。
但是，如果主观因素，如市场壁垒、土地制度、粮食收购等，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那么农民、人才、资金、土地则长期从农业流向工业领域。这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长远隐忧。
3. 逆全球化是否诱发危机？
结合以上短期隐患和长期隐患，我们可以看出，粮食安全并不能简单地看自给率。
通常，粮食危机出现之前有些预兆：
一，突发世界性灾难，如大规模虫害、大型自然灾害及世界性金融危机。
2020年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称，2019年遭受严重粮食不安全的原因来自3个方面：冲突、气候变化和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有10个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粮食危机。这10个国家人口合计占全球粮食危机总人口的66%，即8800万人。
如今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短期内未必会造成世界性粮食危机，但会让原本存在粮食安全及饮食健康的贫困地区雪上加霜。报告指出，截止到2019年底，全球有1.35亿人口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其中7500万儿童发育不良，1700万儿童消瘦。受到新型疫情大流行和蝗灾的影响，预估2020年底，这一数据将会增加一倍，超过2.5亿人。
二，粮食进口大国开始屯粮，同时通过补贴等方式加大本土粮食耕种面积，政策上应对可能爆发的粮食危机。
三，粮食出口大国开始限制或停止出口。
四，舆论上出现粮食危机与粮食保障两种独立言论，后者以安抚社会情绪，防止民众抢粮、屯粮。
我认为，最需要提防的反而不是第一个预兆，而是第二三四个预兆。为什么？
真正引发粮食危机的并非供应不足，而是人为造成的粮食供应受阻。 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数据，2019年全球谷物供给量26.19亿吨，超过全球谷物26亿吨的需求量，2015年以来，谷物产量持续超过需求量[2]。
从全球范围来看，粮食作物供大于求。当前，全球累计库存谷物8.17亿吨，创千禧年来的新高。在全球完全无产量的情况下，全球各类的粮食储备仍能满足5、6个月的需求。
但是，当前粮食安全的真正威胁是逆全球化及全球供应系统受阻。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指出，在许多饥荒的实例中，食物的供应能力实际上并未显著减少。导致大规模饥荒的原因是社会和经济因素，如工资降低、失业、食物价格昂贵、食物分配系统崩溃等，这些因素造成了社会中某些群体的人们陷于饥饿。
这位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的经济学家，在九岁时亲身经历了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这次饥荒造成了三百万人死亡，是近代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饥荒灾难。经他后来研究，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饥荒发生时，粮食供应是足够的，但不论市场路径、政府路径都未能将食物送到灾民之手。
森大部分时间投身到拯救饥荒与贫困的工作之中，他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不过，这句话如今需要放在逆全球化大背景下考虑。新冠疫情和中美硬脱钩可能加剧恶化粮食资源的全球化供应及配置。
首先，各主要国家粮食的自给均依赖于全球化市场。
虽然全球各国粮食的平均自给率超过八成，但这是全球化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
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的研究数据[2]：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阿根廷和欧美是全球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其中，美国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出口总量超过1亿吨，约占全球总出口量的四分之一，品种以大豆和玉米为主。中国是第一大粮食进口国，进口品种以大豆为主，进口量占全球大豆总产量的27.5%。
俄罗斯出口小麦和混合麦为主，总量为3185万吨。美洲和欧洲以出口小麦为主，合计占全球比重的90%左右。亚洲和非洲是小麦的重要进口地区，其中亚洲占比超过40%，非洲占比超过20%。亚洲人习惯食用大米，生产了全球80%的大米，同时出口大米数量占全球化比重也接近80%。
美国、巴西、阿根廷是全球玉米产区，出口量占全球市场的70%以上。亚洲是全球玉米的主要进口区，亚洲进口量占全球市场的40%以上。
所以，当今世界各国较高的粮食自给率，是建立在全球化粮食分配的基础上的。中国大量进口美国的廉价大豆，腾出更多空地种植小麦和稻谷。日韩大量进口欧洲、美洲的小麦和玉米，更多的资源生产稻谷和发展高科技农业。
一旦逆全球化，全球粮食资源配置受到限制，那么全球各国粮食的平均自给率将会下降，部分国家可能面临粮食危机。
目前，已经有部分国家开始阻止、中断粮食全球化供应。 新冠疫情期间，越南禁止了大米出口。塞维尔亚停止了葵花籽油和其它农业物资出口。哈萨克斯坦禁止小麦、胡萝卜、糖和土豆等农产品出口。埃及在今年3月28日开始停止了三个月的豆类产品出口。
全球第二大粮食出口国俄罗斯在今年4月份宣布停止向除了欧盟以外的国家出口小麦、大麦、玉米、混合麦等各种谷物。这是俄罗斯近10年来的首次实施谷物禁运。实际上自今年4月以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原11个独联体国家，陆续暂停了对中国的大豆出口。
所以，作为全球第一大粮食出口国，美国是否实施出口限制，对全球粮食安全起决定性影响。通常，美国不会采取极端手段。但是，如果中美矛盾升级，不排除粮食禁运或主动减少进口的可能性。
目前，全球四大粮商中，邦吉、嘉吉和阿奇尔丹尼斯米得兰都是美国公司。他们与法国的路易达孚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交易量，掌握了定价权和全球粮食供应链。
如果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或者国际粮商行使价格控制权，亦或是中国减少采购美国粮食，如之前对美国猪肉实施进口限制，那么，对中国粮食市场造成第一波冲击的是肉类价格上涨。因为中国粮食进口主要是大豆，年进口量超过8800万吨，占国内大豆需求总量的84%，占全国粮食进口总额的73%，而进口大豆是家畜饲料的主要原料。
第二波冲击才是大米、小麦、玉米等主粮。虽然这三大主粮的自给率高，但一旦大豆进口出问题，容易对主粮自给率造成冲击。 如果大豆进口终止，中国需要腾出用地种植更多大豆，否则大豆及大规模的豆制品价格将快速上涨。由于中国大豆产出率很低，要满足超过1亿吨的年需求量，将消耗大量的耕地。如此，小麦、玉米、大米的种植面积将减少，进而冲击主粮供应。
所以，大豆进口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有人觉得，大豆不是主粮，对中国整体粮食格局构不成威胁。但其实，大豆的年需求量与小麦是一个级别的，比大米少一些，占大米、玉米、小麦、大豆、粗粮总需求量的11%。
值得注意的是，粮食供应具有很大的乘数效应。大豆单品进口额大幅减少，在豆制品和肉类市场的反应会放大，进而扩大了主粮及整体物价水平上。这主要是由市场预期造成的。粮食安全问题极其容易引发经济风险，物价腾贵，通货膨胀。
原农村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曾表示，粮食安全包括数量安全与结构安全。中国粮食进口超过10%将对全球市场构成巨大冲击，主粮进口1%作为调剂可以，5%对世界的影响就会很大。
比如，今年夏粮虽然增产，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收购小麦却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农户及粮商预期粮价上涨而“惜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为避免粮价波动而减少收购。
监测数据显示，今年7月底前后各主产区小麦价格在每斤1.12至1.22元左右，较去年同期每斤高0.02元左右；早籼稻价格为每斤1.12至1.4元左右，较去年同期每斤高出0.04元左右。
最后回到农业技术上。全球化粮食供应根本上是由技术支持的，如果逆全球化和中美冲突加剧，农业技术输出受阻，种子进口困难，全球粮食减产将立竿见影。大多数人并不愿意看到中美走到这一步。所谓有备无患，粮食安全人命关天。所谓开源节流，开源以技术为本，节流以严控“喝茅台”为先。
参考文献：
[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大卫·李嘉图，译林出版社；
[2]疫情会引爆全球粮食危机吗，陆胜斌、顾慧君，苏宁金融研究院；
[3]耕耘世界—中国在全球布局以防粮食危机，彭博社；
[4]Policy distortions, farm size, and the overuse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in China，Baojing Gu，PNAS；
[5]中国农作物商业化育种现状及发展对策，杨晓东等，农学学报。
（注：感谢苏宁金融研究院、彭博社、谷保静团队等的研究数据及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