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被拖欠工资，四川的徐立在年前辞掉了快递员的工作，疫情过后找不到满意工作的他干起了地摊生意，短短三个月，他卖过各种水果蔬菜、鱼虾，清明节卖花，儿童节卖玩具，不放过任何一个商机。
刚开始摆摊时，徐立没勇气吆喝，感觉有些抹不开面子，出过几次摊以后，他的胆子大了起来，不再拘谨，大胆为自己的小摊位应援。相比起快递员的工作，徐立说，摆地摊虽然辛苦，但比送快递挣得多，平均每个月净利润有一万多元。他挣最多一次是清明节卖花，“几块成本的东西，包装一下能卖三四十”，两天就赚了超过6000元钱。
这还不是最多的，徐立说，他有个朋友也在做地摊，天天到各处跑庙会，一天能挣6000到7000元。
6月以来，“地摊经济”一词成为热门话题，人们纷纷讨论地摊经济带来的影响。在之后的两天里，形形色色的“摆摊手册”、“地摊指南”开始在网络上流传，摆摊者除了原有的小商小贩外，一些上班族也在夜幕降临时加入其中。
战：现金
在林全看来，摆摊意味着短时间能盈利，便于自己养家糊口。
林全在北京有着5年的摆小吃摊经历，先后辗转过早市、流动摊位，以及门面。“有时候一天可以赚几百元，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两三千元也赚过。”
林全期待有一个固定的、正规的摊位，“白天不敢摆，只有晚上趁着夜色出摊，在写字楼周围，卖些小吃给过往的路人和加班的上班族。”如果没有早市，他势必会选择流动摆摊，“有一个固定的家，没人想在外面流浪，但店面出租费太贵了，实在负担不起。”
在林全摆摊的区域周围，若想租下一个门脸，即使位置较差的，也要7000-8000元的月租金，算上水电等开支，意味着一个月需要增加1万多元的成本开销。
他形容起自己的现状是“没有生活，只有生存”。“上有爷爷奶奶需要供养，妈妈的身体也不好，加上车贷房贷，家里还有一个三岁的小孩马上要上幼儿园也需要花钱。额外再掏1万多元的成本开销，实在承担不起。”疫情以来，林全半年没出摊，没有收入，向亲戚朋友们借钱借了个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现金为王”成为了许多人的共识。单向空间实体空间事业发展部总经理吴延平曾对AI财经社表示，疫情的出现加速了现金流的消耗，在疫情期间唯一开业的位于北京大悦城的门店，单日收入均徘徊在千元以下，连值班店员的工资都不够。
地摊，恰好满足了现金的要求。
林全发现，近一周，摆摊的人变多了，旁边会有新来卖花的流动商贩，卖完就走。一位住在朝阳大悦城附近的居民表示，之前只看到路边有零散的卖小首饰和花束的小摊贩，而地摊经济火了以后，摊贩明显变多了，都聚在一起连成了片。
相对于地摊老手，余怀是看到鼓励发展“地摊经济”的新闻后，第一天出来摆摊的新手。他平时工作就是做正版小火龙和皮卡丘毛绒玩具销售供货，看到新闻后下班就出来摆摊了。懒得吆喝的他带上了自己的巨型贵宾犬，让可爱的狗狗帮他吸引客源，“我就往这一站，狗来卖萌，我负责数钱，就是来玩玩，没想着挣多少钱”，余怀说。一晚上下来，余怀卖出了8个玩具，净赚了170元。
林全认为，以地摊谋生的人和因“地摊经济”被热捧而想要摆摊赚外快的人，二者的区别就是心态不一样，“一个是靠摆摊养家的，家里人都指望着摊子生活，一个是投机赚点外快，二者的出发点就不一样”。
现金流影响的不仅仅是卖家，买家一方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林全发现，疫情之后客人们的支付方式有了细微的变化，比如之前卖1000元的小吃，有900元是顾客扫微信支付的，100元是支付宝支付，但是现在他明显感觉到用支付宝的客户变多了，“不至于半年时间大家都从微信用户变成支付宝用户吧，我猜测，原因就是大家微信里没有实打实的钱了，只能换成支付宝的花呗去支付。”
同样发现变化的还有徐立，他说，“经过疫情以后，大家对消费有顾忌了，东西越卖越便宜 ，但便宜还是卖不动” 。
战：收入
随着#地摊火了#、#摆地摊卖什么#、#地摊的美食有多好吃#等话题冲上了热搜，人们仿佛都摩拳擦掌想要通过追地摊的风口来致富。
据媒体报道，地摊经济受到追捧后，河南郑州出现了“后备箱集市”，不少市民开着私家车到街边摆摊，打开后备箱直接变摊位。一位女摊主称，自己是上班族，本来就喜欢逛夜市，现在利用业余时间来摆摊，增加点额外收入，每天营业额差不多有1000元。
浙江、四川、江西、陕西、甘肃、河北、河南等地有序开放了“地摊经济”和“马路经济”。据央视财经报道，江西省南昌市地摊大排档业主说，允许出店经营的情况下，至少每天都是在3万元以上。
对于每天挣3万的大排档案例，林全认为这种情况非常极端，就像白领的心目中都向往着年薪百万的生活，但最后挣到那么多钱的人寥寥无几。
他用农民工的工作量和收入举例，农民工的收入有些都上万了，很多白领的工资还没有农民工高，但是二者的工作根本没有可比性。“辛苦程度不一样，996在办公室吹空调，而我在干什么呢？受过高等教育，穿的光鲜亮丽的人不会选择干这活”。
从去年开始在济南大排档摆摊卖炒粉、烧烤的赵清也表示，摆摊的辛苦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每天下午去采购，晚上一直忙到凌晨5点才会收摊，还要进行清洁和算账，昼夜完全颠倒，而且一年之中只有一整天都下雨的时候才会休息，每天像个陀螺一样停不下来。
对于日赚3万的说法，赵清认为，这有一定的可能，但要在客流量大、人员密集、翻桌率高的情况下。
对于自己的工作，林全戏称为“8117”，每天早上8点起床采购，准备完出摊，一直到晚上11点收摊，一周工作7天，“你们所谓的996，在我这里就跟玩似的”。
对摊贩们来说，地摊经济走红之后的另一个担忧是，地摊上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价格之争与同质化之争，而这对薄利多销的小摊贩们来说，着实是一个挑战。
徐立仍有担忧，他认为开放政策会让大量人员涌入市场，造成恶意竞争。他举例，疫情后有水果商贩去汶川拉回来的车厘子，成本可能还不到3块一斤，被聚集起来的摊主们压价压到了卖5元一斤，刨掉运输成本、途中损耗等，利润已所剩无几。
林全则担心两件事，一是客流量，林全的小摊主要以上下班时段出入地铁口的白领为主，到了正规摊位后，顾客变成了以附近的居民为主，除了周末会有人来逛小摊以外，平时的客流量没法保证。第二就是摊贩同质化的问题，“卖小吃的都聚集在一起，5米一个烤冷面，互相争夺仅有的客流量，结果可能大家都赚不到钱”。
战：发展
6月3日，江西九江瑞昌市城市管理局中队副中队长柯文给小商贩叫他们来摆地摊的视频在微博火了，视频中接到柯文打电话，主动动员他们到指定地点摆摊经营的小商贩非常惊讶，惊呼“我不相信，还有这么好的事啊，我要叫上其他人也来摆”。
李杨、林全的“流浪生涯”似乎还要继续。李杨说，发展地摊经济是政府指定地点摆摊，比如规定在某一条街摆摊，不可能摊位在大街上到处都是。
AI财经社致电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热线，工作人员说，目前地摊经济刚被提出，政策还需具体的实施细则才能落实，所以北京还不允许摆地摊，被发现摆摊者还是会被驱赶和处罚。
某二线城市的城市管理执法局的陈舟对AI财经社表示，这次的政策改变是在城市管理和地摊经济之间寻求平衡的好机会。目前市里定了7个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可以摆摊，市管局进行规范管理。
陈舟认为，地摊商贩聚集后，会产生卫生和安全的问题。首先就是垃圾处理，要通知各商贩垃圾要自产自收，但是没办法做到每户完全自觉，这就要动用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来清理，加大了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除了卫生问题，商贩们还缺乏规范的观念，容易出现超出摊位、多占摊位的现象，管理比较麻烦，还包括摊位聚集后，出现的交通的堵塞和扰民问题，这些都加大了管理的难度。
此外，今年做买卖的人多，但是不能满大街都放开，要规范性管理，所以摊位还是少，而且地摊放开了就会冲击正规菜市场和超市等实体店商铺的销量，地摊没有店面费，成本低价格就低，相对应实体店的东西就卖不动了。
鉴于小摊贩和城管多年的“猫和老鼠”的关系，陈舟说，双方的误解肯定有，地摊经济刚实行，中间的管理和发展过程需要双方来磨合，城管从之前的“围追堵截”成了现在地摊经济的服务者，双方心理要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员盘和林表示，重启“地摊经济”不仅不是商业的倒退，而是新时期特殊价值的重新体现。
他提到，“地摊经济”看起来有些土气和低端，甚至容易滋生环境卫生和城市管理问题，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为城市低收入者带来实惠和好处。从市民的角度来看，街头巷尾各具特色小摊点的经营模式给人们一种随性放松的逛街环境，可以购买到很多物美价廉的老物件、小商品，勾起人们的老城记忆，满足市民们对城市烟火味的追寻。
盘和林表示，地摊从过去被城管“赶着跑”，到现在被各部门各地方“催着上”，这一改变体现了政府管理模式变“堵”为“疏”的思路的转变。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所助理研究员肖旭认为，这次“地摊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城市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如何规范地摊经营也是各地政府需要认真考量的重要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出台相关的政策强化对小摊小贩经营的引导，提高他们经营的热情，恢复经济的灵活开放；另一方面，也要规范机构执法，严查消防安全、交通秩序、食品卫生等方面存在的隐患，降低地摊对于环境卫生维护、文明市容形象等方面带来不良影响。
除了治理问题，城市管理的理念上也要有新的提升，要相应地认可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给予其应有的尊重和支持，让地摊经济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城市机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