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定城市政策的时候，要有换位思维，要多站在中等以下收入人口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他们在城市要怎么样生活，在生活和就业中会面临哪些实际问题。
近闻成都和西安市开始允许在城市的街道摆地摊，惊讶和赞许之中，似乎感到一阵春风扑面袭来，觉得有很多话想说。
近些年人们感受到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巨变。伴随而来的是城市管理开始向发达国家的高标准看齐，试图实现“水至清则无鱼”的城市管理模式。
从各种所谓的治理“穿墙打洞”、清理低端人口、严格控制街区的视觉环境等，似乎是要使得我们的城市超越发达国家有着上百年发展历史的城市，成为先进样板。
在这种思维惯性下，我们的城市不仅在管理上更为挑剔和严格，可以说是“眼里容不得沙子”，不允许与管理者主观想象的景观有任何偏差。在农村，曾经被各级政府招商引资来的大棚和农家乐被强制拆除，在城市，街头商铺被拆迁整治，公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小门脸纷纷被清退，长期在城市里经营的个体摊点也被撵出城市，以换得城市居民的所谓安宁。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做法并不一定体现了生活在其中人们的心声，更应该说是实现了个别管理者的“心静”。
就业是人们最现实和紧迫的需求
当经济和城市化高速增长的同时，人们常常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从城市景观以及统计数字上，自已感觉已经开始步入了现代化，甚至超越了发达国家。至少在社会精英云集的超大城市和一些特大城市，似乎是有了这种盲目自大的感觉。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盲目自信，在城市管理上，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超越发展现实的各种要求，试图要真正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全面赶超，至少在城市面貌上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对很多人来说，如果认真分析社会现实，还是能够感受到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这些差距并不只是所谓发展水平的问题，而是因为海量的人口，大大平摊了发展取得的成绩。
例如，虽然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60%，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44.38%，而且还有近40%的农村常住人口。一方面，中国面临着如何提升城市化质量的艰巨任务，要把2亿多在城镇生活就业，却难以与城镇户籍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待遇的外来人口真正转化为城市市民；另一方面，还要把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按照城镇化率70%的目标，还要转移出1亿多的农业人口。
这样一来，各类城市相当于要接纳4亿左右的人口，并解决他们的就业稳定和安居问题。这些城市新增人口绝大部分都不是富人，而是中低收入者。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环境一定要和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对吻合，他们需要的就业环境和生活空间同样要与他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
因此，在塑造城市的过程中，并不能忽视他们的这种消费和生活模式。要让他们融入城市的生活，并且在有收入的基础上，充分享受城市文明的熏陶，真正地实现市民化。当然，这需要漫长的时间，也许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或更长。
现实中还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城市人口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据统计，中国中产阶级人口加上高收入人口最多也就2.8亿，而2018年，全国有效因私普通护照持有量仅1.3亿本，意味着每年能够因私出国旅游的人口只有1亿多。如果算上有关方面统计的约4亿中等收入群体人口，那就等于在中国总人口中，中等以上收入人口占比40%左右。
假定这些人都是城镇常住人口，意味着在城镇中还有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中低收入人口。中低收入人口在城市生活面临着比在农村更为严峻的问题，首先就是城市的消费水平和物价远远高于农村。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人口多的大城市，生活消费水平和物价更是高于其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因此，在制定城市政策的时候，不能仅凭主观臆测去考虑问题：城市应该怎么样，未来怎么样。而是要换位思维，要站在中等以下收入人口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在城市要怎么样生活，在生活和就业中会面临哪些实际问题。
城市是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的最好空间。因为城市特点就是通过高密度的人口聚集来产生服务和就业需求，因此使得城市人口的收入水平可以稳步提高。
既然是创造就业和相互服务的空间，那怎么才能使城市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
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两类人的需求。对于中等以上收入人口制定的政策已经在逐步完善，而且从各类城市规划和城市政策的文本上看，标准已经无比高大上。但是对于中等以下收入人口，似乎还有很大的欠缺，总是想能给他们点什么？例如，低保、旧房改造以及公共卫生环境的塑造。
城市管理者很少能考虑到，在一个高密度的城市空间里，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相互服务会产生什么样的需求？这些人口的收入水平会支撑他们产生什么样的消费，居住什么样的住房，享受哪一类的公共服务等等。
正因为如此，大量城市政策忽视了中低收入人口最为现实和紧迫的需求，就是如何满足他们在城市的就业，如何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收入，而不是让他们坐等低保和社会福利。
希望更多城市推广新型地摊经济
城市化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随着城市发展，工业将逐渐退出中心城市，并向城市边缘和远郊区迁移，服务业在高密度的城市将取代工业的传统地位。城市的出现源自于服务业，发展于工业，之后服务业又重新在城市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由城市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服务业的特点是会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形成不同的就业形式。在城市发展初始阶段，以商业为主导的服务业是城市的主要产业。在城市化发展中期，服务业仍然离不开商业，但是增加了金融业、科技业和地产业等新业态。到了城市现代化阶段，信息革命、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等新经济形式虽然促进服务业发生了本质变化。但无论哪个阶段，商业都牢牢地在城市占据着主导地位。原因在于，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人口结构和人的基本需求格局是亘古不变的。
在现实中，城市的人口阶层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以传统就业和生活方式生存的中低收入人口一直在城市存在，而且占有较大比重仍然是常态。而人的需求，虽然与原始需求相比已经有了较大进步，但是对基本生活品和必需品的需求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如果承认这个现实，就需要根据人口的结构和基本需求，在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同时来保持城市的基本特色，也就是既要提供科技、信息、互联网等革命性需求所需要的空间载体，同时又要满足中低收入人口最简单的就业和生活需求。所谓“地摊”就是与这种需求直接相关的就业空间形式。
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政策说成为“接地气”。其实就是接触到中低收入人口的直接需求，而不是躺在各种“高大上”的梦幻中。长期以来，中央反复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实质就是在尊重城市发展阶段的同时，更要尊重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城乡居民。各类政策不能只满足精英和富人的需求，而是要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些利益不是慈善的赐予，而是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空间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并分享发展的成果。
但在现实中，一些城市管理者往往凭借各种主观思维模式就把这扇大门给关闭了。想一下，中低收入人口最需要的是价格便宜和生活方便，以及最为简单的就业方式，而这其中就包括了快递、外卖和街面经济。如果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把服务内容看得更多一点，将传统就业方式的延续和以快递为代表的新生“异象”，作为服务常态，并在服务中进行柔性管理，可能既会解决这些中低收入人口的收入问题，又会给所有居民提供更多的方便。
很多人认为，各种互联网经营业态中的无人销售和快递模式，会产生对地摊经济的替代。但是在大城市，漫长的上班路途，在重要的旅游景点，固定摊位有点像我们的公交站点，而地摊就像现在的共享单车，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要做的只是如何能够满足景观和视觉以及公共卫生的需要。
在这方面政府可以大有作为。允许地摊存在的同时，可以提出相关要求，加强卫生监管，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甚至，可以对地摊经营者进行业务培训，并提供相对稳定的营业空间；还可以利用各种地摊模式形成城市的文化景观。
总之，积极的改进方法很多，关键在于城市管理者的认识是否发生转变。不仅是高层管理者和精英，而且更多的是基层管理者，甚至包括一部分自诩为城市精英的居民，他们能否做到“眼不见为净”也是城市治理的难点。
可能会有很多人反对地摊，也反对中低收入人口所从事的就业岗位存在。他们的话语垄断权会直接影响到管理者的政策制定。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不仅希望成都和西安可以允许地摊经营形式的存在，而且更希望还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可以推广地摊经营模式。当然，重要的是能否坚持，不能随着某个领导的认识变化或者是某句话而任意取消。
城市管理能在充分尊重各种民意的同时，把身段放低一些，站在底层民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样地摊经济才可以持续。当然，允许不等于放任不管。把地摊作为支持中低收入居民就业的举措之后，还可以塑造具有特色的城市景观，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实践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