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东西往往是在失去后，才会意识到可贵。在2020年的冬春交界，这感悟尤其深刻。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时间凝固，也顺手夺走了很多看似寻常的美好，比如热闹的欢聚、窗外自由的风，以及种类繁多的美味。仿佛一夜之间，中国人就失去了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方式。
但冬天终将过去。春天会迟到，却永不缺席。
有个有趣的细节，突破了人们的固有认知：隔离期间，让人们渐渐感到拐点将至的，是率先回到正常节奏的外卖小哥，他们的骑行路线，既连接着丰富的美食与渴望的胃，也连接着被打断的生活与正常的往昔时光。
对了，骑手们如今有了个正式的新名字，叫“网约配送员”。
新骑手的希望，新骑手的痛苦
“一个月零3天了，2月3日那天开始的。”张琦低着头，手指摸索着电瓶车的钥匙，“没办法了，总得吃饭吧。”
张琦是河南人，上一份工作在北京，做程序员，升职无望后，听网友的建议来了江苏扬州，如今，他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
“本来以为扬州名气这么大，机会总是有些的，但这里真没几个公司招程序员。”张琦说，他拿积蓄长租了个公寓，发现真相时，后悔已经晚了。
年节恰逢疫情，工作机会更是少得可怜，看着不断累积的信用卡账单，张琦一咬牙，决定送外卖。
从吃外卖，到送外卖。转变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
一方面是技能上的，张琦逼着自己看地图，熟悉城市，也试图用理工科的思维做送外卖的时间管理。但还是有些手忙脚乱，送餐超时过几次，饭菜也曾打翻过，这跟写代码完全不一样。
更重要的转变，来自心理。
“一开始觉得不好接受，毕竟从办公室到奔波在路上，从双休到风雨无阻，谁的心理都会有落差。”张琦说，“都不好意思跟家里说。”
幸好，如今的骑手张琦，转过了这道弯，他很可能长期做下去，“都一样，都是工作，累点怕什么，能挣到钱就好，怕累当什么骑手啊。”
贾鹏飞不认识张琦，但他们有很多共同点：
都是年轻人，很缺钱；都因为疫情丢了工作；也是在2月3日成为了一名美团骑手。
“正月初十嘛，清楚的很。”陕西宝鸡人贾鹏飞描述着那一天的特殊：“那一天本来要回上海的。那一天送了7单。”
去年年底时，贾鹏飞还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名按摩师，回家过完年，就回不去了。“给老板打电话问开工时间，老板半天没说话。我马上懂了。”
挂了电话，贾鹏飞就开始找工作，毕竟有家有口。不过，因为疫情，小城宝鸡近乎静止，就在贾鹏飞濒临绝望时，一位老同学告诉他，去美团，当骑手。
上班第一天上午，骑手站长给贾鹏飞安排了一位师傅，教会他操作流程，下午，贾鹏飞就开始独立上岗了。
眼前的故乡让他陌生，到处是封锁，街上没有人，最繁忙的区域是医院。
贾鹏飞的第一单是碗米线，他将它送到了目的地——一家工厂的员工宿舍，等待3分钟后，取餐人从楼里跑出来，隔着铁门收走了贾鹏飞手中的塑料袋。
新任骑手似乎听到了一声“谢谢”，但又不确定。这跟他做过的所有工作都不一样。
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贾鹏飞曾经做过建筑工人、磨眼镜片工人、按摩师，这些工作都不像现在这样“孤单”。
疫情让这位4岁孩子的父亲重新审视人生和工作的关系，但近一个月的送餐生涯，依然没能让他下定决心。
“看收入还不错，但又担心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岁数渐渐大了，也怕别人笑话。”
疫情带来的经济寒冬中，老板，或者说创业者比员工更难过。
高鹏是云南省昆明市一家洗车场的“老板”，但他在2020年的春天，决定骑上车，去送外卖。
“没什么好顾虑的，活下去最重要。”
2015年，高鹏和表哥合伙开了一家洗车场，这位90后在名义上，成了“老板”。不过，他既是老板，也做运营，繁忙时，还要亲自上手去洗车。去年底，洗车场的本钱基本回笼，高鹏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产业。
谁曾想，疫情之下，洗车场成了包袱。
“房租、工资、税收，有一堆支出，却没了收入，谁会在这时来洗车呢？”高鹏算了一笔账，往年初七开工前后，一天能洗七八十辆车，今年自然是一辆都没有。
更重要的是，妻子怀孕四个月了，高鹏不想孩子出生时，自己负债累累，他考虑了很久，决定去做一个外卖小哥。
站点就在隔壁小区，高鹏熟悉这一带的街巷，昆明的城市规模也远大于扬州和宝鸡，他上手很快，最多的一天，跑了36单，这样跑一个月，能有近万元收入。
但妻子并不理解高鹏的决定，尤其是疫情逐渐严重，高鹏的妻子十分担心。
“别跑了，回家吧。”妻子在电话里说，但高鹏还是不甘心，他觉得“临阵脱逃不负责任”，妻子坳不过他，只好时刻守着手机，关注丈夫的消息。
如今，一个月过去了，高鹏做骑手的收入还不错，不过，眼看着疫情快要结束，他还会回归到自己的事业。
骑手生涯很辛苦，妻子一直担心，但高鹏自有收获。
“送外卖一个月，我学会了很多，比如在岗一天就要敬业一天，不要怕小事琐碎，另外，还真正从人情冷暖中，学会了人情世故。”
美团发布数据，自2020年1月20日至2月23日，美团外卖配送平台新招聘7.5万名劳动力成为外卖骑手。就像受疫情影响而入行的张琦、贾鹏飞和高鹏一样，这些新增骑手中37.6%来自餐饮等生活服务业，27.2%来自制造业企业，13.8%来自小微创业者。
疫情就像催化剂，加剧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某些反应，“外卖小哥”的辛苦、收获和压力，这些新入行者在短时间内有着更明显的体悟，在他们看来，这一行门槛低，自由度高，辛苦，但只要肯吃苦收入还不错，就是在说出自己职业的那一刻似乎没有白领体面，社会地位也不高。
这对于这些城市的摆渡人而言，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是时候提高骑手的职业尊严了。
中国社会为什么需要更多且更好的外卖小哥？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向社会发布了16个新职业，其中有一个叫“网约配送员”，其范围就包含了口耳相传的“外卖小哥”和“骑手”。这是官方语境首次定义这个群体，这也意味着对外卖行业的重视与关注。
近年来，外卖行业发展迅猛。2019年12月17日，美团研究院和中国饭店协会联合发布《中国外卖产业调查研究报告（2019年前三季度）》，报告指出，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外卖产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预计2019年全年外卖行业交易额将达到6035亿元，比前一年增长30.8%，对于促进就业、繁荣地方经济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据DCCI发布的《网络外卖服务市场发展研究报告（2019Q1）》统计，从2015年到2018年，网络外卖用户规模增长了2.9亿人，达到3.6亿人，网络外卖服务在网民中的使用率高达49.0%。
其实，外卖对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并不需要用数字来佐证——几年以来，外卖已经成为中国人最习以为常的食物获取来源之一，白领日常的午餐、临时起意的下午茶、深夜追剧时的美食慰藉……这片战场上，昔日的便捷食品八宝粥已经不见踪影，方便面只能瑟瑟发抖。
外卖是如此方便、丰富、便宜，以至于在疫情来临时，宅在家中的人们翘首以盼的就是给自己“救命”“续命”的外卖小哥和快递小哥。
小哥有很多，截止到2019年10月，就有超过370万人骑手从美团获得收入；小哥也总不够，很多从业者都只将这段经历当成临时性职业。
这正是中国外卖行业面临的困境。
企业曾经试图改善这个问题，以美团为例，就试图通过为骑手分梯队的方式来实现长期就业与灵活就业相结合。
在美团骑手，大致可以分成专送和众包两种模式：
专送骑手是专职的，有专门的区域负责送餐，平台派送的单子要送完才能下班，收入来源于基本工资加送单奖励；众包属于兼职，门槛更低，时间更自由，根据接单数量获取报酬。据美团调研数据，疫情新增7.5万骑手中，有六成是众包骑手。
支撑这个行业不仅要有长期职业，也需要有灵活就业相补充。从长远来看，任何一个职业想要长久，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收入满意，被尊重和认可。
这正是“网约配送员”在2020年初被正名的原因。
在陌生人社会，利他比利己更有用
2010年，日本航空公司濒临破产，68岁的“经营之神”稻盛和夫临危受命，开始了一段堪称奇迹的“日航拯救往事。”
稻盛和夫的手段有很多，也不用一一展开，但他的理念只有一个，“日航集团应追求员工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幸福，这样，员工自然会向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尽管这听起来很像一碗鸡汤，但稻盛和夫确实再次成功了，就像把京瓷和KDDI带入世界五百强一样。再次乘坐日航的飞机后，稻盛和夫惊喜地跟身边的同伴讲，“宾至如归，如沐春风”。果然，第二年的日航就实现了盈利。
这正是“利他主义”在商业世界中的成功体现，而当下的中国，一个由大量陌生人协作产生效能的社会，也需要“利他主义”。
这次为外卖小哥“正名”，是一次利他的尝试，也是一个服务型政府的担当，而将外卖骑手这个职业正规化，必然有助于整个配送行业的发展：可以想象，未来的外卖小哥有自己的服务准则，并不断推陈出新；这个职业获得了社会的保障，让从业者愈发安心；越来越多人将之当成一个正常的长期职业，致力于提升服务，最终会提高整个行业的标准；流通的通畅，也让上游商家利益获得保障，进而餐饮外卖行业获得了升级的机会。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而且无需等太久，有时，要解开一团乱麻，只要找到线头。
中国人习惯网购，用了15年左右；习惯外卖，用了不到10年；习惯共享经济，如今还不到5年。这像极了计算机领域的“摩尔定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生活方式出现，而且这个时间会急速缩短。
经济在发展，社会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变化会越来越快。身处其中的人很难感受这种变化，只有跳出来审视，才能认清趋势。而把握形势者，才能赢得未来。
但从新职业来说，未来，像外卖小哥这样先自发出现，后被认证的职业会越来越多，看起来，也会越来越稀奇古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工作人员可能要擦亮眼睛，加快速度了。不过，就算暂时还没被认证，越来越多的职业也是好事，毕竟它们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活力。
更何况，鉴别一个职业好坏的朴素标准从来都没有变过——多劳者多得，劳动最光荣，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