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感谢辛勤老师提供的珍贵史料！特此感谢！
在以李灿、包信和、张涛、申文杰为代表的中国催化精英及其团队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第十六届国际催化大会于2016年7月在北京成功召开。国际催化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是催化领域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的盛会，因其和奥运会同步，所以也被誉为催化领域的奥林匹克。
参加这次大会的科学家都是来自全世界各国催化界的精英和泰斗级人物；大会报告、Keynote报告、邀请报告以及口头报告的选题体现了催化科学技术的前沿；报告人的选取和邀请既考虑了国家的分布和平衡，又控制了主办国的报告人数和比例，体现了会议举办者的大度；大会设施和服务，尤其是志愿者堪称世界水平；大会既传承了国际催化大会的传统风格，又有其独特创新之处；因这次会议恰逢国际催化大会六十周年，所以会议特别制作了历届国际催化大会的简要视频回顾，并邀请了国际上诸多催化大师讲话和录制视频，表达了对这次盛会的期望和祝愿，这也使我见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大会组织者在每天早上的大会报告前特别安排了传统的中国乐器演奏，根据不同的演奏曲目，搭配不同的中国风景画作为背景，恰当地展现了中国元素，使参会者置身于文理交融情景之中，倍感轻松和愉悦。因此可以说，这次大会是一次高水平的成功盛会。在这次会上，我也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如法国的Michel Che教授，Jacques C. Védrine教授；美国的Alexis T. Bell，Bruce C. Gates，Gary L. Haller 教授；日本的Kazunari Domen，S. Ted Oyama教授；俄罗斯的Valentin N. Parmon教授；西班牙的Vicente Cortés Corberán教授；保加利亚的Lachezar A. Petrov教授以及国内的老同仁们，如谢有畅、李宣文、黄仲涛、刘化章、陈诵英、陈庆龄、何鸣元等，香港的吴清辉，台湾的刘尚斌等。
这次盛况空前的大会使我浮想联翩。这是中国催化界几代同仁的梦想，上了这个台阶也就是中国从催化大国向催化强国迈进的新起点。这次盛会历经了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这代人身上得以实现。
回顾往事要从半个多世纪前说起。我是1962年从吉林大学化学系催化专业毕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国内开设催化专业的大学只有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其中北大和吉大是由苏联专家德鲁思、菲利波夫和札哈罗夫授课。那时在厦大和吉大还分别举办了两次催化研讨班培养了一批人才。由于当时的国家政策一边倒向苏联，所以催化课的内容几乎全部是苏联人的工作，如巴兰金的多位理论、伏肯斯坦的半导体电子理论、柯巴捷夫的活性集团理论等六大理论。上世纪六十年初从苏联留学的副博士研究生回到了化物所，涵盖了全部六大理论，所以脑袋里的催化全都是苏联的，全然不知道催化世界还有另一半。后来，在实验室同老先生们讨论工作时还经常谈到日本科学家，如庆依福长、米田幸夫、管孝男、山中龙雄、掘内寿郎、斯忠波夹、多罗间公雄、森川清等，这些人都是日本催化界第一代的着名教授，他们培养了一批学贯日西的科学家，如田丸谦二、田部浩三教授等。
在文革前，由于教育、科研的“不对称性”，又加上经济紧张且封闭落后，使得我们对外界了解甚少，同时外界对我们也知之甚少，但是从图书馆不多的影印杂志和三五本原版的西方期刊中发现尚有很大一个领域我们很少涉足。当时的交流大多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如张大煜为团长访苏，郭燮贤去莫斯科开全苏催化会，李文钊等访问捷克、埃及、罗马尼亚等，人选和政治色彩十分明显。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来临，国家对科学的重视和支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也就提到台面上来了。为了解国际催化学术界，同时也为了向国际催化学术界介绍中国，经与科学院、高校和企业科研部门的协调，中国大陆派出闵恩泽、蔡启瑞、郭燮贤和林励吾等人，首次参加了1980年在东京举行的第七届国际催化大会，郭燮贤应邀在第七届国际催化大会的Post Symposium中作了“中国催化研究概况”的报告，报告中介绍了中国催化研究的历史、现状、队伍、研究领域以及实验设备等。
由此，开启了中国催化界同仁走向国际催化学术交流平台的新阶段——了解和学习阶段。国家开始向美国、欧洲、日本派出大批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并邀请国外知名科学家访问中国。我所先后派出不同层次的上百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这些人学成后，有的选择留在国外，现已成为知名教授或事业有成，大部份人选择回国，现也已成长为我国的栋梁之才。
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如何尽快走向国际催化学术交流舞台，这也是当时中国催化学术界正在考虑的问题。鉴于当时条件和形势，郭燮贤先生等筹划先后开展同以美国加州大学的 A.T.Bell 教授（加州大学化工系系主任，国际催化委员会主席）为代表;以日本东京大学田丸谦二教授（东京大学副校长，国际催化委员会主席）和北海道大学的田部浩三教授（北海道大学校长）为代表；以比利时新鲁温大学的B.Delmon教授为代表的以及后来以法国巴黎第六大学M.Che教授为代表的欧洲方面的国际学术合作。方式以举办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先后主办了中日贵金属学术会议、中日美催化会议、第四届国际溢流会议(这是我国催化界组织的第一个十五个国家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第五届无机膜国际会议、中石化主办的第三届世界石油大会、煤化所主办的中日C1化学会……)和签订协议开展实质性国际学术合作(以这种方式催化室派出了上百名学生和访问学者)。其中，中日美催化会议的组织、筹备,郭燮贤教授等真可谓煞费苦心，竭尽全力促成。第一届在大连召开的中日美催化会非常成功，三国的精英聚会开了个好头，随后在日本札幌、厦门、芝加哥、札幌、北京，连续召开了六届中日美三国催化学术会议—成为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又终于在2000年西班牙哥拉纳达国际催化大会时拓展为亚太催化大会（Asia-Pacific Congress on Catalysis 简称APCAT）,常设秘书处设在大连，肖丰收教授为秘书长。分别在韩国、日本、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台北、印度主办APCAT。这个系列会议已连续举行了十三届，它已经与北美催化会议、欧洲催化会议并列成为世界催化三大区域性系列会议。它仅次于四年一届ICC的国际催化盛会，这些会议参会者事实上都来自世界各地知名科学家。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措施，带来的与国际催化学术界的这种频繁紧密的人员往来与学术交流，不仅加强了我们与国际的联系，完全融入了国际催化学术界，并且也逐渐在国内外赢得了学术声望与地位以及学术交流的话语权。
在第七届以前，国际催化大会上几乎见不到中国人的身影，自九届会议以后，参会的中国人逐渐多起来，从几十人直到几百人参会。记得我刚出国时，最初人们见到我首先都问你是日本人吗？然后问你是台湾人吗？最后才问你是从大陆来的吗？而现在全然没有这样问的了。可见中国人的影响在增长，在强化。
1984年蔡启瑞、郭燮贤教授被推举为国际催化理事会理事（第二任是郭燮贤和陈懿，第三任是李灿和何鸣元，现在是包信和和王野），自那时候起，中国开始介入国际催化理事会的事情了。与此同时，郭燮贤等一些老先生开始考虑申办国际催化大会的事情。记得他曾让我去北京找化学会副秘书长方智，丘希白了解申办会议的手续、条件和要求等等，发现我国当时申办会议的各方面条件都很差，无论是交通、食宿、会议设施，尤其是经济实力等各方面难度都很大，所以在第九届国际催化大会上我国只是口头提出申办意愿，但没有实质性的举措。
在2000年西班牙哥拉纳达召开的十二届国际催化大会上，中国正式提出申办下一届国际催化大会，当时法国也提出在巴黎举办会议的意向，理由是当时欧洲催化界的老人、知名的催化学者和理事们即将退休，虽然巴黎曾于1960年举办过一次国际催化大会，但他们很想再圆一次催化梦，最后法国得到大多数欧美国家的理事支持，中国得票很少，最终第十三届国际催化大会定在法国巴黎召开。
到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十三届国际催化大会，中国的催化实力已大增，参会代表超过百人，催化研究水平明显提升，我们做了充分的申办会议准备，做出了势在必夺的姿态，这一次我们的竞争对手主要是韩国。当时我国申办会议的主讲人是陈懿老师，记得我送陈老师和李灿去会场时只有我们三个人，而韩国则有一个队伍庞大的代表团，列成一排，每人手拿一束鲜花送给参加会议的理事们。这种场面使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反思我们怎么没有这样的团队？会议结束，表决结果是韩国胜出。我久久不得其索，或许是中国精英的团队精神不够所至，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虽然申办未成功，但李灿在当届会议上获得了国际催化大奖，并被选举为国际催化理事会副主席，这也使我们得到了一些慰籍。按照国际催化理事会的章程，当届副主席在下一届自动升任为主席，这些都说明中国人已进入国际催化界的核心层次。在大会闭幕式后，大会主席团还同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合影。我曾参加多次国际催化大会，这种场面从未见过，这也说明国际催化大会的中国元素在增强，给未来申办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2年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催化大会上，由包信和、李灿、张涛、王野、申文杰组成了中国申办团队，在国际催化理事会会议上包信和院士主讲，张涛研究员补充发言后，没有任何悬念的通过——我国顺利申办成功！看来，经过多年来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这必定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中国成功举办第十六届国际催化大会，并颇有成就地走上国际学术交流舞台时，在往事萦怀中，有一些人和事不能忘记。
国际友人的全力支持。
这些人当中美国的Alexis T. Bell教授；日本的田丸谦二教授、田部浩三教授；比利时的Bernard Delmon教授、法国的Michel Che教授、保加利亚Lachezar A. Petrov教授等等。
Bernard Delmon教授是国际催化学术界的知名科学家，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他曾同时兼任欧洲近十个国家催化协会主席。由于他对中国催化科学走向世界舞台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他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博士、博士后、访问学者；积极推介中国催化成就、推荐中国人主办国际学术会议、推荐中国科学家任国际学术杂志编委；Delmon教授先后同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兰州化物所、山西煤化所、天津化工研究院、厦门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单位合作，是中国催化界十分熟悉的合作者和老朋友。同时，也基于他本人在国际催化界的学术贡献和地位，他确实是一位着作等身的科学家，因此闵恩泽院士等人推荐他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我负责提供全部资料），当时蔡启瑞院士等人同时推荐了日本东京大学的田丸教授，但化学部物化组只能出一名，所以最后一轮谁都没有上。为此闵先生们非常后悔，应当先上一位、第二次再上一位就好了（当时闵先生是主席团常委，有一定话语权）。他对我讲，他太考虑平衡了，结果错失良机。但是，Delmon教授对中国催化界走向国际交流舞台的助推作用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Michel Che教授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同法国分子筛方面元老C.Naccache教授访问大连化物所，和中国科技界的情谊源远流长。他同J.Védrine、M.Breysse等教授一起组建中法实验室，在推动中法科技合作、推荐中国科学家走上国际交流舞台做了大量工作。为此，Michel Che教授于2009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中国老一代科学家的卓越贡献。
除了文中描述过郭燮贤教授在推动中国催化界走向国际学术舞台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外，蔡启瑞、彭少逸、闵恩泽等诸位老先生都在各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记忆深刻的几件事：
在十三届国际催化大会前石化总公司举办过第三届世界石油大会。催化委员会部分委员专门在北京石油科学研究院召开会议，会上闵恩泽、李大东院士详细介绍了他们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经验，闵先生出了很多主意和注意事情。在筹俻申请报告时，陈懿老师、高滋老师几次来到大连逐字逐句的修改—虽然那时陈老师是南大代校长；高滋老师是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其精神真像小学生做做业！定下来陈老师主讲，尽管陈老师英语水平十分好，但他还是认真预讲，让大家提修改意见。关于会标如何选才能体现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宏大…最后选定长城，又从许多长城的造型选出体现博大精深（第十六届国际催化大会仍然选用长城作为中国文化主元素）…。这些虽然己成历史但确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定居国外的中国催化精英不忘祖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批精英出国留学在外深造，现今有许多人在相关领域的学术造诣颇深，并具有相当影响力和话语权。他们大多对国家的发展充满关心和期待。在我同他们的接触中充分感觉到他们都非常愿意为国家做些有益之事，如周冰、肖建良、陈经广、苏宝连、严玉山、宋春山等。我有时称他们是海外兵团。在我国催化学术界走向国际交流舞台时，他们在方方面面的作用我们不能忘记。
周冰，吉林大学毕业，去比利时鲁汶大学拜B.Delmon教授为师，获博士学位。在他念博士学位的最后一年，正值我做为访问教授在Delmon教授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Delmon教授十分倚重他，我回国后将他动员到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做博士后，郭燮贤先生对他很是欣赏。周冰法语很好，但是他总想到英语国家工作学习，使自已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后来他先后去了加拿大和美国，在那儿工作十分出色，他由于发明用线状铂纳米线催化剂合成双氧水并工业化，获得了美国绿色化学总统奖（同时获得此奖项的还有我们的两名博士生周振华和吴志华）。周冰博士的学术造诣颇深，他还是美国新泽西地区化学会主席，同美国加州大学的Gabor A. Somorjai教授合着了多本专着。在第十三届国际催化大会上，我国申办国际催化大会时，他曾自已出资请国际催化理事会成员共进晚餐，当时张涛、包信和等都参加以增加了解。后来在直接醇燃料电池催化剂方面，他同我们开展了许多合作，对我们实验室的发展做了很多的有益工作。
中国催化界同仁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奋斗，将中国催化科学和技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造就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催化大国，但是我们距催化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现在的同仁能继承老一辈科学家的传承，很好的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